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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brown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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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静无为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06-5-15 19:08:11 |显示全部楼层

支持!

当然支持哦,!!!!!!!!!!!
muliangze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06-7-17 10:10:56 |显示全部楼层
论坛贵在大家都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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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15 20:46:04 |显示全部楼层
同意,很希望加入后能学到东西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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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7 16:55:26 |显示全部楼层

“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译稿(上)

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forthcoming: Handbook for Economic Sociology, eds. Neil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November 2003
Victor Ne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y and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柯燕  柳长兴编译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1、在社会科学中将制度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的焦点已经引发了多种新制度主义方法。这并不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对跨学科的概念产生了多大的兴趣,它只是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供交流和讨论的话题。Ronald Coase, Douglass North,和 Oliver Williamson等人的著作中关于和经济制度的内生性的出现和演化鼓舞了经济学中的一场基础宽广的运动。在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者——主要是John Meyer, Richard Scott, Paul DiMaggio 和 Walter•Powell已经通过分析制度环境和文化信仰如何塑造他们的行为而重新指定了关于组织的研究范畴。在一个(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者)并行的(有关制度分析的)注意力方面,经济社会学家—Neil Fligstein, Richard •Swedberg 和我讨论了一个新的焦点以解释制度如何同社会网络和规范互动以塑造和指向(direct)经济行动。这些方法的常见的起点是认为制度问题(institutions matter)和对制度及制度环境的理解是社会科学一个核心的议程。

2、这篇文章并不寻求社会科学的新制度主义覆盖的范围内的一种无所不包的综合。1 相反,我有选择的关注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作为一种方法呈现新制度经济社会学的核心特征的新制度主义,这种核心特征返回了作为一个关键焦点的研究议程——解释经济生活中的共享信仰、规范和制度的运作。我的目标是把社会关系和制度整合到一种现代社会学方法之中,通过强调调控方法的机制以研究经济行为,通过这种调控方法,制度结构的正式元素联合网络中的非正式社会组织和规范一起促进、激励和支配着经济行动。2  所以所有远的和近的因果机制都被论及了,并被整合到一个经济生活的比较制度分析中来。这必须重新考察Weber (1904-05; [1922] 1968)的观点——理性是被共享信仰(宗教和文化)、规范和制度系统激励和引导着的。一个调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性框架强担当了作为检验制度结构的出现、维持和变迁的基础。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新制度经济学
3、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旧制度主义提供了一个有诱惑力和洞察力的关于经济制度的描述(Veblen [1899] 1934,1909; Mitchell 1937; Commons 1934, 1957),但是最终失败在塑造一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的企图上面。然而,它遗留了一场经济学中的持不同见解的运动,正如Coase (1984: 230)讽刺的那样,它产生了“一堆描述性的素材,它等待着一个理论,或者是一场大火。”由于旧制度经济学在学理上存在局限性,他指出,“区分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不是他们关于制度的讨论,而是他们使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那些制度的运作和发现经济运作中的制度的角色。Kenneth Arrow (1987: 734) 在他回答他的修辞(rhetorical question)问题时提供了一个相似的评价,“为什么旧制度主义学派,如糟糕地消失了,尽管它含有那些有力的分析,例如 Thorstein Veblen, J.R. Commons, 和 W. C. Mitchell”。新制度经济学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了,他认为,不是因为它 “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资源配置和效用最大化” 提供了新的答案,而是因为它使用了经济学理论来回答“新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制度沿着他们特有的方式出现而不是其他。”

4、毫无疑问,新的经济学制度主义已经通过采用而不是象早期的制度主义那样拒绝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寻求他们同旧制度主义的差异。首先,Coase的交易成本理论纠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漏洞,并且指出了Pigou关于税收和管制是处理有害外部性的唯一有效的方法的错误论点。3   他对交易成本概念推论的使用与Stigler加入的信息成本以修正新古典主义理论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第二,代理人是“倾向于理性,但是只是有限度的实现了它” (Simons, 1957:xxiv)的观点可以纳入有限理性选择的宽泛视野(“thick”view)之中,正如Posner (1993: 80)指出的那样,“理性并不是无所不知(omniscience)的。”4  第三,通过例如“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等概念,Williamson将微观经济学理论扩展到了正处于研究中的经济学主题之中——这些主题包括诸如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法人治理和长期合同,以展示交易成本的节省能够产生相关的预期——组织边界和在竞争环境中为生存和利润而竞争的企业治理结构。第四,North关于制度变迁的解释视组织为一个追求最低限度的、来源于相对价格变化带来的收益的理性行动者。

5、然而,新旧制度主义之间的差异可能被夸大了(Rutherford 1994)。5  旧的经学制度主义者并不象Coase讽刺的那样缺少理论。Veblen的累积因果关系是符合关于解释和路径依赖的现代理论。成立了国家经济研究署(NBER) 的Mitchell (1927)并不是一位粘满尘土的酒杯式(dust-bowl)的经验主义者,他信奉研究是由中层理论驱动的这样一种思想。但是无论新旧经济学制度主义都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化的形式主义是无助于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行为的。(它们)都支持(经济行为研究的)现实主义方向,如同Coase写的那样,(它们都)试图去研究“受现实制度影响的约束中的”经济行为。6

6、图1提供了一个由新制度经济学家假定的、经过 (1994: 80)自Richard Scott到Williamson一路改进了的因果模型的图式观点,(在这个模型中)制度环境被游戏规则(参见 North 1981)塑造着。向下的箭头表示如果变动构成制度环境的各种参数(产权、法律变更和规范)导致公司相对价格改变,那么这会导致治理结构或者企业向政府游说成果方面的变化。这个模型包括了一个行动归因于“通过奸诈寻求私人利益”的有目的的行动者,位于许多治理结构的交易成本之后的有目的的行动者被绘制出来以得到说明。
The place of transaction cost reasoning
交易成本理论的职责
7、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即在市场经济中协商、保护和完成交易的成本。在Coase (1988: 15)看来,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胜任处理它号称能给予答案的许多问题”,因为它假定了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制度对于经济分析是多余的:进行市场交易需要发现谁正在期望着交易,告知别人想做生意,交件是什么,为成交而进行谈判,起草、签订合同,保证合同条款的履行,进行必要的检查。这些活动往往是成本高昂的,足以阻止许多能够在价格机制无成本运行情况下的交易的发生(Coase 1960:15)。因而,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设零交易成本世界相比,交易成本理论提供了一种能够让经济学家研究“现实存在的世界”的方法。

8、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Coase应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存在于企业中的内部性(endogenous)问题。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科斯认为,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动机来让企业家经营公司。但是,事实上,针对衡量代理人绩效这个问题的所有办法和执行合同都是有成本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可以见于所有的制度环境中,因此,在市场中发现的相同的代理问题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企业有别于其他的事物的特征是它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家(entrepreneur)有受由雇佣合同设置了限制的能力和权威来指挥员工从企业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所以当以别的方法组织任何市场交易而他们的成本又不少于通过市场完成交易的成本时,企业就会出现([1937] 1988: 7)。换句话说,企业存在的理由在于市场的运转要花费某些东西而企业能够节约成本。

9、新制度经济学包括一个多元化的持不同见解的经济学家群体,他们有一些重要的和持续的争论(important differences and ongoing debates)。7  我用三条特别的——由Williamson首创的,North和Greif都醉心于其中的新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方法来聚焦这些问题。所有他们三人的共同主题是社会制度事关经济行动者,因为他们(社会制度)塑造了激励结构。

10、Williamson借鉴了Coase的使可靠的协议(credible commitment)变得难以牢不可破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洞察,并将其他的文化整合进了这个洞察之中。8 他的综合理论(synthesis)强调,在处理机会主义和削减代理人的渎职行为的风险问题时,法人治理是首要予以考虑的。9 通过检查可比较的(comparative)、规划、改造和监视代理人行为的成本, Williamson推论出了可以予以验证的关于治理结构的预测。他的预言视三种资产专用性而定:土地的,物质的和人力的——都是企业都要遇到的。因为企业在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的市场中竞争以求得生存和盈利(Hayek 1945),他们要通过节省交易成本来适应持续的压力。所以,在财产专用性越强的地方,委托人和代理人为了可以预见的协议承诺,会做特别的努力,使用良好的、一连串的产权以设计一个治理结构来实施激励。相比之下,如果“财产不是专用的,市场在生产成本和治理成本方面享有优势:固定规模的(static scale)
经济能通过购买而不是生产以变得更有效率,市场也能聚集一些没有关联的需求,所以,明确无误的共享风险收益和对外采购能够避免许多这类风险,而内部订单则容易遭受这类风险(1981: 558)。” 10  Williamson所做的贡献已经建立了一个理论驱动型的研究议程,这个议程中来源于Coase的核心的假定已经被经验性的予以证实了。

11、第二个由科斯的再生性论文(seminal essays)促成的研究议程强调产权在塑造激励结构中的重要性(Cheung 1970, 1974;North and Thomas 1973; Alchian and Demsetz 1973; North 1981)。Cheung研究表明,在一个零交易成本的新古典主义世界里,在不否认科斯定理——North扩展的一个用以发展一种新制度主义的产权方法以解释经济绩效的洞悉的情下,私人产权是可以失去的。因为交易成本构成了生产和交换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North
推论,不同的制度安排(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对经济发展、经济停滞或者衰退有不同的作用。新制度主义者首先明确地推翻了制度功能主义的效率假定,North断言,因为激励是被制度安排建构的,不合理的激励大量存在,并且产生了阻碍革新和私人企业家精神的产权。对于政治家来说,设计挫伤革新和私人企业家精神的重新分配财富的激励制度通常是有利可图和收获丰厚的。      

12、North的方法是国家中心主义,它把分析注意力聚焦在国家设计社会的基本产权结构的角色上。11  在他看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中心任务是明确为政治行动者建立维持有效率的产权正式制度安排提供激励的事件和条件(events and Conditions)。12 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它承担了(entailed)国家控制资源和政治多元化的某些形式出现的弱化(dilution)。13

13、制度在North (1991: 97)看来是被构想出来的作为人类设计的、建构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的约束,制度由象制度、法律和产权一类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的成分,例如认可、禁忌、习俗、传统和行动规范构成的。尽管他置身于言明了制度的非正式元素的先行者中,North还是始终如一的强调了由宪法和法律提供的 “基础性的游戏规则”或者基本的基础性的规则。这就是那些支配政治行动者和塑造了那些定义和明晰市场中的竞争与合作的产权结构规则。正式规则的重要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被放大了,而North认为,长途贸易的增长,劳动专门化和分化促成了代理问题及合同的协商和其实施问题。尽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社会规范和社会认可,例如排斥,是制度安排的非常重要的元素,但是对于实施一个可预见的协议承诺,它们还是不够的,因为在有效的制度安排的缺失中,减少背叛获得的收益非常足以预言现代经济的复杂交换的发展(because “in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impersonal contracting the gains from defections are great enough to forestall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exchange” in modern economies (North 1991)。
  
14、North的制度变迁理论应用标准边际理论强调了变化的相对价格(relative prices)。他的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经济史学表明了制度变迁“来源于统治者对选民(或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相对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并且,更一般的说来,变迁出现主要的是因为相对价格的持续不断的变化 (North 1984: 260)。相对价格的变化是由人口的、知识积累的和军事技术轮流驱动的。在North的理论中,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在竞争稀有的资源背景下,起源于制度和组织的持续互动。因为制度会自我强化,给既存的制度积累赋予利益以在修订这些规则的努力中强化路径依赖。制度变革来源于国家而不是选民,因为国家通常不会有搭便车问题,(除了某些时候在一些国际性事物中),而个人和组织行动者由于搭便车问题,他们在实施大规模变迁的能力通常都是有限的。14  企业家是变迁的代理人,并且组织也是实现相对价格变化的操作者,相对价格的变化包括了要素价格变动比例,信息价格的变动和技术的变化。当组织对国家施压开始接纳制度革新以便能让经济行动者生存和获利通过相对价格变化是,他们就是变化的代理人。15

15、评论North的方法,Grief(即将要讨论到的)认为,问题在于它专注于正式规则和国家力量是难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遵循一些规则而不理睬其它。尽管North承认思想体系、文化信仰,规范和习俗的作用,但Grief声称,他的制度主义分析方法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框架来研究行动者遵循规则是内生性的动机而不是被国家实施的。North把信仰和规范归类为非正式约束的黑箱,它不能表明非正式规则结合正式规则以及它们的实施可以激发、指导经济行为和使经济行为成为可能。在下面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学转向的讨论的章节中,Grief在他自己的方法中,应用博弈论检验了文化信仰如何塑造了最重要的代理关系,产生和维持明晰的经济制度。

来源于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反向视角
A Counterperspective from Economic Sociology
16、在他那篇有影响力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1985)的论文中,Granovetter指出,行动者的行动和决定并不是原子化的外在于社会背景,但也不是奴隶般的粘附于一个他们偶然占用的社会类型的特殊交叉点为他们事先写好的脚本(nor do they adhere slavishly to a script written for them by the particular intersection of social categories that they happen to occupy)。他们的有目的的行动的企图是取代嵌入了具体的、不间断的系统的社会联系(p.487)。他提出了这个观点:是社会联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者一般的道德(例如共享信仰和规范),是经济生活中的信任产生的原因(p. 491) 。他批评Williamson对交易成本的推论的使用在解释企业的边界——他视为的人类行动的不足社会化和过渡社会化的不真实的假定,都存在于一个普通的、行动和决定被原子化的行动者执行的概念之中 [ “both hav[ing] in common a conception of action and decision carried out by atomized actors”] (p.485)。有关Williamson的市场是国家的本质的观点中的问题,Granovetter声称,是缺乏对具体的联系和网络结构的历史的参阅——以至于不能正确地估计到具体的人际关系和内在于他们的义务阻止不法行为的程度,确实是在制度安排之外(p. 489)。假如考虑到企业结构权利关系中凝结社会网络的程度,那么Williamson的等级制权威的霍布斯主义(Hobbesian)概念也是处于不稳定可靠的场地,因此,“Williamson极大地过高估计了组织内部的等级制力量的功效”(p. 499)。

17、Granovetter因此促成了嵌入作为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的复兴的开创性主题 。他断言即使经济学试图考虑到社会因素,它的人类行动的概念仍然是有深深缺陷的,因为不足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说法通常能发现于经济分析的原子化的行动者的假定中,根据基于同经济学的规范化竞争(disciplinary-based competition),他的论证倾向于构造经济社会学的复兴。不同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强调依靠统治集团来解决信任问题,经济社会学家在嵌入方法的指导下,在使经济交易得以执行的人际关系的实际模式方面投入了细致和系统的注意力 (p.504)。对具体的个人间的联系的关注很可能展示了“所有的秩序和紊乱,忠诚和背叛,它们同那些关系结构的关系多于他们组织形式的关系(pp. 502-503)。”个人间的联系扮演了一个在市场和企业中确保信任和用作有用的信息的导管的关键的角色。16

18、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无论在避免和消化冲突,还是在持续累积的义务中,个人间的联系承担了成本(entail costs)。确实,当冲突、秩序混乱、机会主义和非法行为爆发在网络中时,社会联系是非常宝贵的。交易成本分析表明,企业家在考虑可供选择的经济组织形式,包括基于网络的类似的企业时,将会考虑到那些成本。尽管关注的焦点差别悬殊,交易成本和嵌入方法似乎一致承认企业一般偏好于兑现协议时能减少问题和成本的社会环境。本质上,嵌入方法不同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对正式制度安排的应对,嵌入强调非正式的办法来应对信任问题。所以勿需惊奇,Williamson (1994: 85)对Granovetter的企图的反应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嵌入推论在许多方面是明显的互补的”。

19、当Granovetter的嵌入方法铺设了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的根基后,他对个人间联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唯一的强调有助于从由它的创立者开辟的宽泛的制度讨论中缩小经济社会学的范围。嵌入方法的因果意向——假定了具体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的变量以解释市场和企业的运作,依赖于一个概念性的框架——限制经济社会学对近似的的原因(proximate causes)的解释力。17   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需要作为一个必要阶段的结构背景的分类法的建构以形成充分的抽象概念来产生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18  反过来,Weber 、Schumpeter和Polanyi等人著作中的经典的经济社会学资源展示了分析方法——指向一个宽泛的、终端的(distal)和深入的(deeper)因果力量的制度性游说(institutional canvass)。

20、另外一个限制是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脱离(decouple from)不间断的网络以获取经济利益的机制的详细说明的丧失。如果,如同Granovetter所断言的,一个密集的私人关系网络比制度安排更能维护信任和对于交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用的信息,那么,为什么经济行动者例行的脱离个人间的联系以处理市场交换?一个发达的、作为一个制度秩序的21世纪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一个确切的特征是它能够使经济代理人无缝地转换于紧密网络内部的交易和陌生人之间的能力。总之,是社会联系而不是嵌入导向的制度方法给新经济社会学引入了一个不确定的元素,特别是在全球市场经济的背景中——在其中,跨民族的交易量已经增加了——通过能够使陌生人完成复杂交易的信息技术的革新(Kuwabara forthcoming)。

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新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学转向
21、围绕社会学关注的中心——从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起源就有解释制度的目标,例如,这个论题在Max Weber 和Emile Durkheim的开创性著作中就被例示过。所以,经济学中出现一些社会学转向并不令人惊奇,这个转向源于经济学理论框架解释制度和制度变迁存在的困难的激励(Furubotn and Richter 1993)。如果社会学的转向正在进行中,它是如何在近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被证实的?经济社会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思想?

22、在他的那篇名为《评估、展望》的论文中,Williamson (2000: 595)承认,尽管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取得了进展,“但我们仍然非常忽视制度”。“忽视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是非常复杂的…多元论是我们克服无知的希望”。Williamson的经济学多层次因果模型展示了“社会分析的四个层次”,在其中,高层次施压于较低层次。“顶层”,他写到,“是社会嵌入性层次。这是规范、习惯、更多的是传统等等被确定的地方…North摆出疑问的姿态,“什么非正式约束——它给了他们对经济的长期特征施加了如此普遍的影响? ”(1991, p. 111)。对于那个复杂的问题,North并有答案,我也没有。”这个嵌入层次影响了如下三个较低的层次:层次2)制度环境;层次3)治理;层次4)资源分配和雇佣。19  所以,鉴别和解释机制——通过它非正式制度得以产生和维持,是重要的(p.596)。因而,嵌入性观点现在正处于被整合进新制度经济学的进程中。但是,Williamson承认,尽管层次1塑造了经济学研究的变量,但它仍“被作为大多数制度经济学家假定的事实而被被接受了。”

23、在Weber, Marx, Polanyi 和Parsons的影响下,North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1981)中详尽阐述过的制度概念的一个社会学转向是明显的。更近来,作为一名经济顾问,在面对东欧转轨经济中改革者实施制度变迁面临的困难作回应时, North承认,在理解制度的非正式元素时,一个更大的利益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在东欧和前苏联,设计新的正式规则以创立市场经济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这就指出了嵌入在被经济社会学家研究过的那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文化信仰、规范和旧政权(old regime)的制度安排中的社会安排的倔强(intractable)特征。20  显然,“正式规则是制度框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也仅仅只是一部分。制度要想有效的发挥作用,他们必须由非正式的约束(传统、行为规范)来予以补充并削减实施成本。如果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彼此不一致,随之发生的紧张(tension)将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但是我们对非正式规范如何演变的知之甚少” (North 1993: 20) 。

24、在关于认知机制的重要性的新的理论化方面,一个社会学的转向是进一步的证据。因为信仰和规范是无法观察的,Greif认为,整合型的社会变量已经被这样的一个事实阻碍了,这个事实就是任何行为都能被关于信仰的专门断言(ad hoc assertions)和激励了行为的规范所解释。用一种与经济学方法论一致的方式实现的社会变量的整合要求一个分析框架:能调和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制度观点:常见于经济学中作为约束的由个人创造的制度的观点和常见于社会学中,外在于个人的作为社会事实的制度的结构式观点。组织新制度主义者聚焦于规则、文本和模型的扩散(Meyer 和 Rowan 1977),而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提供了源于共享信仰和规范系统的内生动力的博弈论模型(Greif 1998)。21  尽管博弈论没有提供制度理论,Greif认为它确实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分析框架把社会学变量整合进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之中。它确实没有提供一个定义了(defining)互动战略的变量的约束理论,但是它提供了关于受约束的选择的动力的深刻洞察。它提供了一个社会行为理论,在其中,行动者的最优路线依赖于行为和其他被期待的行为(文化信仰和社会规范)。22  它也吸收了一个社会世界的现实观点,在这个社会世界中,信息不对称,行动者相互依赖,并且行动者被激励着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行动。它提供了一个方法以检验战略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s)是如何产生并维持自我实施着的制度。通过使用来自中世纪欧洲和地中海经济史的案例研究,Greif (1998)已经把它的应用扩展到了经济行为的比较制度分析之中。他使用均衡方法(equilibrium)模型了维持制度的反复出现的战略社会互动。23

25、总之,感兴趣于研究社会制度的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他们越多的涉及对作为内生于社会过程的制度运转(working)的理解,他们的著作就必须越对的应对那些导致他们转向社会学寻求答案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家似乎承认在理解制度的发展上需要整合社会学变量——共享信仰、规范和社会关系——以理解对如下规则的诱因。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Economic Sociology  
经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
26、在1898年,Emile Durkheim建立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建立了奉献给制度的比较分析的、作为一门学科的现代社会学。自那以后,Durkheim的作为共享信仰、规范和集体情感系统的制度的概念已经给他们的研究坚持塑造了(persisted to shape)社会学方法。通过他的文化信仰、经济和政治的比较分析,Max Weber也类似的开辟了社会的制度的解释性的研究。稍后,Talcott• Parsons在重新解释欧洲的经典社会学时,把Durkheim, Weber, Pareto 和 Tonnies等制度主义者的思想综合进一个结构功能主义框架中以形成现代社会学。他也构想了作为文化信仰的组织系统、规范和价值的制度——常见于一个社会和系统中——产生全社会的、结构化的并组织了激励个人的利益的大多数个人。他的制度理论的概要勾画了受制度约束的选择的观点。Parsons同Neil Smelser合著的《经济与社会》(1956),建立了作为美国社会学的一个从属的经济社会学。象Parsons一样, Robert K. Merton视制度为塑造利益和个人战略行动的机会结构。

27、通过不同世代的美国社会学家的镜头,新社会学制度主义重新表述了早期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中的制度主义方法。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已经被由Meyer 和Rowan(1977)以及斯坦福法学院的一些其他组织学家开创的有关组织分析的观点紧紧的认同了,并且是译本被广泛使用的、由 Powell 和 DiMaggio (1991编辑的文集——《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成为典籍。DiMaggio 和 Powell (1983) 把Max Weber的影响和Herbert Simon的思想引入到新制度理论(neoinstitutional theory)中,这明显的体现在他们对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领域如何浮现并约束代理人的行动的处理中。我在下面列举的制度经济学元素包含来自组织研究议程的观点和洞察,并把他们整合进一个社会学的研究框架中——检验由习惯、网络、规范、文化信仰和制度安排塑造的、如同由Brinton and Nee (1998)编辑的《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描述的有限理性(context-bound rationality)。新制度经济社会学建立在Barnard (1938), Homans (1950), 和Blau (1955)分析企业和市场同正式制度安排互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的先驱性著作上。

28、因为新制度经济社会学在解释制度角色和制度变迁方面取得了进展,因此,有一个适合于对来源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因果作用的社会学观点进行分析的制度的定义是重要的。如North(1981)定义的那样,制度不是简单的明晰激励结构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或者是分散的制度元素——信仰,规范、组织和党派——社会的一个系统(Greif 即将要予以说明的)(Greif forthcoming),但是,根本上,他们包含了,无论是个人还是在具体的制度结构中追求真实利益的组织的行动者。按这个观点,一个制度是被定义为一个相互关联的非正式与正式元素的系统,这些元素包括习惯、共享信仰、传统、规范和支配行动者在其中追求和决定合法利益的社会关系的规则。根据这个观点,制度是通过促进与组织行动者的利益和实施主要代理关系以提供集体行动的管道(conduit)的社会结构。它遵循利益相关的定义——制度变迁不只简单的包括了对正式规则的改造,还主要的在于它要求利益、规范和权利的重组24

29、当经济社会学游离早期的嵌入观点时,(经济社会学)面临的挑战是明晰和解释决定紧密群体(close-knit groups)的非正式社会组织及由组织和国家进行监控与实施的制度结构的正式规则之间的关系的社会机制。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帮助解释了塑造经济行为的正式制度安排的出现和维持。然而,如同North (1993: 12)承认的那样,经济学已经极大的“忽视了传统和行为规范的非正式制约”。经济学家摆出关于经济生活的社会维度的探索性问题(probing questions),因为他们遭遇了制度的经济学分析的限制(North 1991; Williamson 2000) 。他们的问题满足这样的方式(address the manner)——通过它,非正式社会组织和正式规则联合以塑造组织和经济的绩效。在近来的博弈论应用的进展中,经济学家最近开始把非正式制度元素整合到他们的经济绩效模型中来(Greif 2004; forthcoming)。然而,经济社会学家可能没有所有的答案,显然,在以解释社会制度对促进、激励和支配经济行为的能力为目的跨学科研究中,社会学的比较优势在于提出塑造经济行为的社会机制的问题的焦点。如同Smelser 和 Swedberg指出的那样,“嵌入的概念仍然需要较好的理论化的详述(specification) (1994: 18) 。”

30、图2提供了一个经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的多层次因果模型的纲要性的描述,经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不同于,但又与由Williamson (1994)提出的新制度主义模型有关联。制度环境——由支配产权、市场和企业的国家予以监督和实施的正式管理规则通过市场机制和国家管理给企业施加约束,并以此形成激励结构。运作在这个水平上的制度机制是末梢的(distal)——作为对运行于个体及他们之间的联系的宏观和中观层次的相近的网络机制的应对。制度机制包含着更深刻的原因,因为它们塑造了组织和个人的激励结构,并且运行于其中的相近的机制的背景也由此而生。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假定的制度层次的机制,尽管在行为假设和概念性的语言上各有不同,没有通常被感觉到的那么大的差异。新制度经济学家强调由正式规则监督和实施而建构的激励——一个被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广泛接受的机制。经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包含了市场机制,并将监督和实施正式规则的机制整合于其中。被纲要性的陈述在从制度环境到组织的向下的箭头的市场机制的多样性包含(includes)那些被嵌入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原材料市场等市场。或许,令人惊奇的是,经济学家一般不这样地关注市场,仅仅只是假定了他们在构成供需曲线的基础的市场中充分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的新古典观点中的存在。这个制度框架包含了制度环境的正式规则和嵌入不间断的、相互作用以塑造经济行为的社会关系中的非正式规则。

31、组织,包括企业和非盈利组织,通过集体行动的院外游说以获得更好的符合他们利益的正式规则的变迁。以工业为基础的联盟和专业化的院外说客作为代理人以表达他们的利益。组织的紧密群体被配制在一个组织领域中。在一个被排列于被感知到的身份等级制中的工业部门中,产品市场是一个企业的紧密网络。25   在White(2001)的产品市场的模型中,企业在市场位置(market niche)中为了优势和地位同相同的企业竞争和谋划。在竞争性的市场中,企业的来自于达尔文选择过程(Darwinian selection processes)的压力使一个战略行动的利益相关的(interestrelated)逻辑成为必要,并使其关注的重点与非赢利组织——依赖于国家、联邦政府和寻求资源的慈善机构的公立学校、博物馆、日护中心(day-care centers)以合法性为中心的导向不同。合法性对于企业来说也是重要的,如在企业以寻求提升品牌认可度、可信赖性的美誉和优良的服务或者产品,及对联邦和政府法律的顺从为目的的投资活动中,但是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合法性的获取主要是受企业的生存和盈利的利益驱使的。特别地,对于非盈利性组织,合法性是必不可少的、增加机会以有效使用(optimizing access)稀缺资源的社会资本。对于所有的组织来说,合法性可以被视为一种适切性(fitness)
条件,它能使盈利性企业和非盈利性组织增加他们的生存机会和保护经济和政治市场的优势。对组织领域的游戏(game)规则和文化信仰的顺从过程(Processes of conformity)——激励和指导组织的同构性(isomorphism),内生地产生于组织领域不断增长的同质性(homogeneity)之中(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26

32、在组织领域/生产市场中促进、激励和支配组织行动的社会机制不是不同于那些影响了紧密群体中的个体的战略性行动的机制。紧密群体中的顺从机制有压迫性的、规范性和模仿性外观(aspect)(Homans 1974)。行动者是被利益和偏好所驱动的,而偏好通常是在群体内部形成和维持的。理性是受背景限制的(context-bound),并被嵌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之中。个人利益和偏好被包裹在“福利最大化”规范——它依赖于被制度环境建构的激励,通过自我监控强化了对正式规则的顺从,或是产生了对起源于对立的规范的解耦(decoupling)
(再下面将要讨论到)。

Informal Institutional Elements
非正式制度元素
33、这个因果模型的最底下的方框(bottom box)与早期的嵌入概念部分的重叠了(overlaps),早期的嵌入概念认为社会关系的本质和结构与对经济行为的支配,比制度安排和组织形式有更多的关系。特别的,Granovetter (1985: 490)涉及到了“凝固的私人关系和那些产生信任和使人泄气的不法行为的关系结构(或者‘网络’)的角色”,他把这些角色归因于人类的同那些被知晓为值得信任的个人寻求交易和从机会主义中获得收益的偏好。但是,是什么解释了产生守信(trustworthiness)和对不间断的社会关系中的机会主义的节制(abstention)的动机?为什么守信更通常的发现在不间断的社会关系中而不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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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译稿(下)

34、这个答案发现于对发展和维持了紧密群体内部的合作性行为的社会关系的内在机制的明晰中,这个机制使行动者能够参与集体性行动以获得群体目标(group ends)。这些机制是通过社会交换和他们在实施社会规范中的应用来获得回报和惩罚的,而这些社会规范包括共享信仰和关于预期行动的陈述。27 分别通过使用Blau(1955)的一个联邦官僚政治(federal bureaucracy)的社会交换和网络的经典研究——《官僚政治的动力》,和通过由Homans(1974)、Emerson(1962)与Blau(1964)开创的网络交换文献(literature), 交换理论家已经经验性的和理论性的解释了这个机制。在自然环境中和实验室中的大量试验肯定了社会回报和惩罚在促进、激励和支配值得信任的行为和对有关群体规范的机会主义的克制方面的功效。28  通过寻求符合群体规范和对违背它们做出惩罚(例如不赞同和排斥)的社会回报(social rewards)的行为(例如尊重,地位)的交换,紧密群体内部规范的实施自然地发生在成员中。正如Homans (1974: 76) 敏锐地指出的那样:“控制社会行为的主体(great bulk)不是外生的,而是建立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关系的内部。” 互动的频率是紧密网络的一个独有特征,它降低了监视群体成员的成本——假定他们是足够紧密的,以至于关于成员品行的信息可以人所共知。Axelrod (1984)有效地模仿了网络机制的运作,并用他的针锋相对的模型表明了重复交换——当行动者考虑到不间断关系中的这个特征的价值时的收益和惩罚激励了合作行为。总之,作为合作行为规范的可信赖和可靠(trustworthiness and reliability)起源于对对网络或紧密群体中的社会汇报和惩罚的回应的理性行动。

35、在对由他研究的、包括一位监督者、16位代理人,和一位书记员的工作群体内部互动的详细解释中, Blau(1955) 提供了一份对个体的自利行动如何内生性地产生一个紧密工作群体的非正式社会组织的少有的说明。在Blau研究的工作群体中,代理人咨询与他们同类的代理人有关应用于他们的案例中的适当的法律规则,而不是把他们的问题带到评估他们的工作的监督人的关注中。Blau观察到代理人的非正式的互动,包括了一个在逻辑上类似于社会交换的分散的市场交换:一个磋商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有价值的交换,参与者都有所收获,并且都要付出成本。代理人的问题在于在不把他的困难暴露给监督人时,他能够表现得更好——比他曾经用过的别的办法。通过寻求建议,他含蓄地为他的同事的更好的专长(proficiency)付出他的关心。对较差的能力的承认的成本是接收帮助。商议获得了名望,对它的报酬是他乐意为商议分享他的一些时间和允许商议中断他自己的工作。一位代理人接下来作出的评论阐明了他的观点:“我喜欢给予(别人)建议。我认为,如果你感到别人向你咨询建议,它是令人高兴的。”(Quote in Homans 1974,343)

36、Blau发现,代理人越有能耐,他同别的代理人的契约也就越多,并且他也就拥有更高的尊重。少许被认为是是有能力的但是不允许别人向他们咨询的代理人,不喜爱并且也少有契约。这些发现突现了非正式社会组织的正规化管理的社会回报和认可(例如,尊重和不赞同)的重要性。例行的社会交换,例如Blau描述的一个,包含了出现和维持正式组织的绩效的非正式社会组织(Nee and Ingram 1998)。
37、规范是那些促进、激励和治理紧密群体成员的联合行动的非正式规则。作为预期行为的指导路线的法则(rule-of-thumb guidelines),它们产生于个体解决问题的活动中。纵贯历史,规范已经协调了群体行动,并通过合作提高成功的机会——即回报的获得。作为关于预期行动的共享信仰的陈述,规范同例如规范中的在探险过程中由早期狩猎会议使用的以协调行动的语言一起演化。规范可能是通过反复试错,并与仲裁者的成功——为什么一个特定的规范坚守穿越时代和普及到不同群体中的均衡一起逐步形成的。29  紧密群体的成员合作以实施规范,不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与群体的成功相联系,还在于他们的身份(identity)也是如此(即与群体的成功相连)(White 1992)。

The Relation between Informal and Formal Institutional Elements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元素的关系
38、在揭露一个北加利福尼亚的、稀疏定居的、具有乡村风味的Shasta县的社会规范时——当地的牧场经营者和郊区居民保持了不间断的多样性联系, Ellickson“被他们似乎是始终如一的功利主义者打击了”,他从中推测,“紧密群体的成员发展和维持了规范——他们的满意服务于聚集最大化的福利——成员同他人在日常的事件中获得它们(p. 167)。30   协调了个体行动的规范,例如在到达一个适时的、 一致达成的社会约定的时尚的惯例规范是不难于解释的,因为它易于表明自利的个体通过遵守这个传统以分享公共的利益。但是囚徒困境规范是非常难以解释的,因为自利的个体在一个囚徒的困境博弈中取得了一份更大的机会主义收益。使这个博弈变的如此精彩的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困境是一个社会和经济生活如此普通的特征。在契约性的安排和在不间断的社会关系中,正是人类互动的囚徒困境方面产生了机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社会交换都类似于囚徒困境博弈,正如总有一个诱惑不是用来交换一个好的由朋友或者熟人提供的机会(turn) (Hardin1988) 。囚徒困境规范(prisoner dilemma norms)包含了比协调规范更高的监控和实施成本,因为它总是存在与在个人搭便车或者背叛的自利中。所以,根据Kaldor-Hicks标准,囚徒困境规范必定是福利最大化(welfare-maximizing)——给个人创造充分的回报以压倒诱惑(Ellickson 1991: 171; Posner 1986: 11-15)。31

39、非正式社会群体和正式社会组织的关系的本质能够充分地影响制度和组织环境中监控和实施正式规则的成本。紧密群体的规范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如果嵌入了福利最大化规范的兴趣大致上符合嵌入了正式规则的动机。这种情况出现在紧密群体或者网络成员察觉到他们的偏好和利益同组织的生存和盈利能力结合在一起时。当网络成员同组织目标一致时,它就会被实施。这就在网络中产生了实施正式的规则的内生性的动机,它大大地降低了组织通过正式约束机智监控和实施的成本,为符合(in line with)正式组织目标的高水平群体绩效提供了必要和充分的条件。然而,非正式和正式规则之间紧密耦(coupling)并不必然带来高效率和高水平的组织成绩。确实,人口生态学认为环境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以独立于集体意志和组织内个人行动的努力 (Hannan and Freeman 1989)。例如,许多因为高度的士气和管理层及雇员的奉献以达到企业目标而出名的科技企业没能坚持到底。

40、相反,当正式规则同紧密群体中的个人本能(identity)和利益不对应(odds with)时,通过福利最大化假说,(正式规则)预言了那些群体中的对立的、促进、鼓动和支配了个体行动规则的浮现。对立的规范能够用网络覆盖来协调行动,通过放缓或者非顺从(non-compliance),或者主动地通过对正式规则和组织领导人的权威的公然挑战。因为机会主义的影响和非法行为的增长,导致了监控和实施正式规则的成本的增加。这也是一个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因为紧密网络成员会集体隐瞒可能导致机会主义和不法行为被发现的信息。当被机会主义规范促进、鼓动和支配的群体偏好达到了一个拐点,为了(制止)道德败坏和机会主义运动,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就会在组织和制度水平上被满足(are met)。发源于制度环境的激励和反激励在顾及了个人利益、需要和偏好的同时,不是影响了规范和网络从而引发一个非正式和正式规则的紧密结合,就是通过对立的规范影响了解耦decoupling)。32

41、在新制度经济社会学中,法人行动者(corporate actors)和个体(通常在紧密网络中)(close-knit networks)的目的性行动不能脱离在其中建构了激励(incentives)—包含合法性——的制度框架来理解。

42、尽管在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历史和文化各有不同,由联邦政府监控和实施的法律和法规应用于美国所有的地区,少有例外。地区和行政区的变化可能会限制监控和实施的效果,但是他们不会引发不同的基本规则。不仅仅宪法的框架是不变的,而且目的在于拓展中央政府权利的联邦规则也是如此。正如North(1981)的国家理论强调的那样,国家是明确管理社会中的竞争和合作统治框架最高的行动者。她有权利制定和实施法律并通过实施制度革新来保卫和维护公共物品并应对相对价格的变化(Stiglitz 1989)。

43、法律象规范一样,是预期行为、由道德构造的观念和国力量支撑的伦理权威的陈述。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文化信仰,他们都定义了使组织和个体适应合法性行为的参数。在保持主要传统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强调对抗国家压迫力量的成本,而组织社会学则重视顺从国家统治而获得合法性的价值。但实际上,无论非顺从的代价作为通过罚款和惩罚而被强加的成本被感知到,还是作为合法性的丧失都是悬而未决的,因为它们对于企业而言都是昂贵的。

44、实施和监控的制度机制直接作用于企业和非赢利组织——通过罚款的代价和拥有联邦的授权及契约,但是也有一些非直接的作用。歧视的代价的增长——合法性的丧失和财政上的罚款——循着民权时代的制度变迁果断地来向先前被排斥的种族和种族群体开放了美国的主流组织  (Alba and Nee 2003)。民权运动和由国会颁布的立法变化创造了一个规范的环境——它的合法性是由公正的政府通过正式的对权利平等原则的保护而被调整的(Edelman 1990, 1992) 。平等的雇佣机会法 (EEO)规定了合法组织的实践的宽泛界限和指南,涉及到儿童和妇女。因为民权时代的法律具有微弱的强制性和模糊的形态,组织构建了顺从的意义——“用一种方式——最低限度的分裂的状态(in a manner that is minimally disruptive of the status quo)(Edelman 1992: 1535)。这能够使组织获得合法性和资源——通过民权法的持续出现。然而,“一旦放到适当的地方,EEO/AA结构可能会产生或者加固内在的选民以帮助实现制度化的EEO/AA目标” (p.1569)。这个民权时代的法律可能直接通过帮助有关组织产生应该如何应对法律的“理性的意识形态”或者文化信仰的专家而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仅高级别的里程碑式的法庭诉讼(high profile landmark court cases)(例如,Texaco, Coca-ColaCola) 33通过利用罚款和特定企业合法性的丧失产生的直接代价,而且更多的利用那些法庭判决的长远影响,同那些有关组织能够采取的以便让他们自己隔离于昂贵的诉讼之外合法的建议,以产生了关于自我实施的服从于反歧视法的理性的文化信仰。这在组织中均等就业机会的申诉程序(grievance procedures)的模糊中得到了证实(Edelman, Uggen and Erlanger 1999)。那些理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信仰已经被受政府管理和市场机制调节的制度环境的激励和反激励结合起来了。这与图2中的因果模型一致,它表明了同构性的机制同起源于制度环境的正式规则的激励结构是一致的。34

Illustrative Studies i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 Sociology
新制度经济社会学的应用研究
45、新制度经济社会学中的这个因果模型整合了一个基于一个被社会关系和规范以及和受经济学的制度框架共同影响的有限理性(rationality as context-bound)的解释的微观基础。如图2展示的那样,因果机制在所有的方向运作着,从宏观到微观和微观到宏观的分析层次。这个多层次的因果模型超越了早期的嵌入观点,围绕着一个社会关系和制度方法以解释经济制度和行为的出现、维持和变迁的。作为一个概念性的框架,经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架构以生成中层理论来拓展社会学方法用来理解经济行为。新制度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挑战在于明晰和解释多层次因果模型的不同层次元素之间的关系的本质以解释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如何同大的制度结构互动。在这里有四个那些多层次的因果模型的应用图表。

Weberian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的韦伯模型
46、Evans 和 Rauch (1999)明确了一个三层次的因果模型以解释Weberian政府结构在发展经济中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他们认为,作为对国家掠夺者的应对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框架的本质特征是公共行政方面相对比较发达的官僚模式的存在。正如Weber在他的官僚理论中论述的那样,这个基于功绩的补充引言提供了可预料的建立在对官僚政治服务的长期委托上的职业阶梯。无论是在日本的明治(Meiji)官僚主义时代,还是在如同中国那样的后发工业经济中国家中,现代官僚政治的改革政治对于政府监控和实施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的规则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在个体水平上的行动,精英官僚的紧密群体的共享了由精英领导阶级的规则塑造的规范和目标作为补充和促进,并减少了腐败的诱惑力。这个Weberian模型提供了一个由 Shleifer 和 Vishny(1994: 1023)提出的可供选择的 “国家的掠夺之手”模型,此模型合并了官僚和政客,并表明政客总是“试图影响企业来追求政治目的”而与经济增长的目标不一致。在Weberian的模型中,官僚是不同于政客的,只要他们被赋予了由精英管理规则作为补充和促进以支配的长期职业生涯。规范、对精英领导阶级的提供的服务的共享信仰和国家发展目标不仅削减了腐败的诱惑,还逐渐(over time)产生了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公民服务的承诺的信用和能力(give rise to competence and credibility of commitment to civil service dedicated to the public good)。结果是国家不断增长的组织能力——它轮流赋予和激励有改良倾向的统治者通过经济增长而不是掠夺来增加财政收入。

一个强有力的低度制度化博弈论模型
A dynamic game theoretic model of deinstitutionalization
47、一个多层的因果模型在理解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东欧和前苏联出现市场经济时提供了分析杠杆。在市场改革开始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家来到东欧和前苏联给改革者充当顾问,他们的建议是一致地强调用大爆炸式的途径,通过用管理产权和市场的正式规则来设计彻底的变革来创设市场经济。他们假定正式规则,例如由行政命令制定的宪法,民法和其他规则将会成功的创立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Sachs1995)。那些设计资本主义的努力忽略了既定的权利和利益对共产主义的毁坏。35 相反,在中国,由改革者采取的不断增加的改革方法允许经济行动者把他们的制度选择建立在反复的试验上——这些试验平衡了(经济发展)速度与可靠的成功的记录。大量渐进的市场转型方法很快就产生了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机制。在中国,制度变迁更多的不是由上而下的正式规则驱动的,而是由下面的利益和权利的重新组合作为新的组织方式而驱动的,私有产权和市场制度逐步形成于经济从中央国家控制经济活动到市场驱动企业行为。36  治理新兴的市场经济的正式规则的变迁趋向于采用过去的非正式商业实践中的变化,并因此更多的保持了政治和经济行动者的真实利益。37  如同前苏联那样,然而,通过正式的规则变迁对国家所有制企业的改革的努力在中国也被证明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正式规则事先的(ex ante)变迁经常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这些方向是既定的利益和国家所有制企业中根深蒂固的共产党组织的合法性产生冲突的源头。  

48、Nee 和 Lian他们强有力的有关不断式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委托的博弈论模型(1994)
帮助解释了共产党在转型经济时离开中央计划时的低度制度化。冷战期间发达市场经济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形成的技术和军事差距促成了通过共产党精英的改革努力以缩小差距——通过寻求增加了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的制度框架的改革。但是,在政党官僚和官员的个体水平上,经济增长和政治市场增加了机会主义和不法行为的收益—它们轮流在紧密政党成员群体内部引发了一个基于群体的社会动力,导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委托的衰微。这一点展示在一个倾斜的(tipping)模型中——在那里,党员之间的机会主义和非法行为最开始非常微弱,最后成为了大多数人的行为。党内的改革的领导者试图通过以惩罚非法行为为目的的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衰微的委托(declining commitment)达到了一个拐点(tipping point),作为一个有效率的统治组织的共产党的腐化和崩溃猛然加速。这就轮流铺设了正在改革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党低度制度化和政治制度中的深远的变迁。这个博弈模型提供了不断式微的组织偏好的一个解释,通过突出思想上承诺——发生在政党成员和明确指明了的产生了从政党统治和目标承诺向普遍的机会主义与背叛转变的浪潮的社会机制之间——的嵌入本质。这个模型连接了制度环境的激励结构中的变化——从再分配到市场再到在紧密政党网络中信仰机会主义作为期待中的行为出现,当前,某一个执政党创立了一门思想以应对那些行为。这个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主义政体的快速和相对而言非暴力式的崩溃的社会学解释是一个供选择的标准的经济和政治解读(Aslund 1995; Beissinger 2002)。


A signaling model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一个市场机制的发出信号模型
49、White (2001)的产品市场理论描绘了那些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他们是通过生产商在应对出现在特定市场中适当的位置上的上游和下游的不确定性时而被建构的。当一个新的市场位置出现,新成立的和早先成立的企业在他们进入市场时,就会增加生产。必然地,通过考虑上游供应者和下游购买者,他们必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状态下作出投资和生产决定。应用 Spence (1974)的信号理论和Burt (1992)的网络中的理性行动模型,White认为当每个企业都为市场位置改进产品时,企业等待由相互竞争的企业发出的信号和线索。

50、所以,包括了在一个适合的位置上的生产者的市场的社会结构来源于通过企业来解释和使用来自由能力、地位相同的人散发的信号形成的信息的尝试——如同他们为了在产品市场中的位置而谋划和竞争那样。企业间相互观察,并使用来自于别的企业的信息来指导他们的选择和行动。他们寻找他们的身份标志——通过他们的竞争对手的企业的关于他们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的信息。一个企业的质量声誉对于他们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相互发送察觉到的质量信息,企业把他们自己安排在一个不断雕琢的秩序中——他们的市场轮——处于适当的位置。 在产品市场,企业有时可能形成战略同盟来实施联系或者同企业成员减弱特定的联系联系 ,以使它们脱离依赖关系。时间越过的结果是是一个稳固的包括企业网络的工业部门的制度框架。 White的模型专门化和解释了一个市场机制的内生性起源——生产商在产品市场相互发送信号。市场中的企业成员的身份是通过它的角色和规范塑造的。White提出了一个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的社会学的观点:生产商的行动是作为上游的供应者和下游的购买者之间接口——个可以变动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市场模型,(这个观点)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在市场中竞争是充分的假定。

一个非正式规范和正式组织目标耦合的研究
A study of close-coupling between informal norms and formal organizational goals
51、在一个经典的有关规范和高级资本主义制度化规则出现的车间工作的人种志中, Burawoy (1979)把企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洞察和大工业企业里管理者与雇员在背景限制(context-bound)下的理性行动的效用最大化的观点整合起来。他的组织分析表明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和管理风格的变迁以适合(企业)内部状况的图景——企业内部变得不适合于企业适应由全球市场引起的竞争战略。介绍这些独特的高级资本主义企业的制度特征,诱发了雇员之间为了发展和提升自己,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竞争和参与时,导致了个人主义产生。雇员间的自我组织活动也增加了。Burawoy断言非正式的游戏和紧密工厂工作群体的规则,在雇员和支撑管理目标的管理者之间引发了一个基于规范的一致。非正式雇员依次赞同提升以工业和平和高生产率为特征的高级资本主义的制度环境。

SUMMARY COMPARISON
总体比较
52、总之,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是成为一体的,围绕着这样的一个视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被限制着——通过它的个体效用最大化的非真实行为假设,它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概念和他的非真实的零交易成本假设,似乎制度、社会关系和文化信仰在理解经济和组织生活中是多余的。尽管这样,这些制度主义方法应该被认为是独特的,但是有关研究计划却重叠了部分假定和共享概念(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表一提供了他们之间的一个比较总结。

53、正如在对非赢利组织的研究中获得它的起源那样,Durkheim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在制度理论对组织的分析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一点在它的行为假设上强调由成文和合法的信仰、文本、神话、仪式和理性化的故事塑造的理性行动方面是明显的。在Meyer 和Rowan (1977)写成那篇奠基性文献中,没有提及由于在竞争性的市场中的生存和盈利动机而强加于组织的压力。更确切的说,组织的实际行动和战略是首要地被保卫和维持合法性的关系激励的。组织新制度学家倾向于拒绝有目的的行动的功利主义概念,以迎合在社会理论中作为他们意识到的一个文化转向。强调社会行动的非理性文化基础的行为假设整合了Durkheim的制度的社会模型概念——来源于民族方法学 (Garfinkel’s 1967; Cicourel 1974; Giddens 1979)和导致社会学中文化转向的社会理论家的洞察力(Goffman 1967;Berger and Luckmann 1967; Douglas 1986; Bourdieu 1977; Swidler 1986) 。尽管,DiMaggio 和 Powell (1983)将有限理性吸收进他们的组织行动者概念中,并且他们的再生性论文(seminal essay)为此提供了一个连接新制度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理论的有用桥梁。

54、根据这个连续统的另一端,新制度经济学明确的假定了有限理性:个人倾向于效用最大化,但是因为存在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善的认知能力,理性只能有限度的实现。它的基本的代理人(human agency)观点:——“自利带来奸诈”——尽管Posner (1993)反向的评论,是不同于并且不是容易的合并进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理论(homo economicus)中——它是完全理性的,拥有完整的信息和完善的认知能力。

55、新制度经济社会学在经济学家的有限理性假定和组织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之间立足于这个中心。尽管强调的各有不相同,但它的组织行动的概念是同由DiMaggio 和 Powell (1983)所提出的关于受利益驱动的适应组织中制度环境的组织同构性的核心争论互补的。尽管有相似的强调,它不同于建立在一个宽泛的理性选择的构想上(Granovetter (1985: 506) 的经济学,在这个构想中,理性被视为背景界限(context-bound)—经常被共享信仰和规范
决定性地影响着,而这些共享信仰和规范又被起源于在紧密地网络和群体中社会交往中的机制监控和实施着。所以,经济生活中的理性行动是被共享信仰、社会联系、规范和制度促使的、激励的和管制的——一种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原子化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定不一致的观点(a view that is inconsistent with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ssumption of an atomistic utility maximizing homo economicus)。

56、尽管交易成本经济学假定了个体水平上的机会主义行动者,但是它的分析单位——交易成本——是在组织和制度水平上使用的。个体水平的行动绝少是分析注意力的焦点。在一个视制度为游戏规则和组织为游戏者的概念性的框架中,经济学家不带疑问地将他们的个体水平上的行动概念扩展了到法人组织行动者。North’s (1990)的制度变迁理论开启了组织的反应是有效率的假定,即使当组织逐渐的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在面对变化着的相对价格时,发动集体行动施加压力以寻求能使他们适应新的价格结构的游戏的正式规则的变化。然而,North的制度变迁理论,也深刻的检视了起源于过去投资在稳固的正式规则、非正式社会组织和对立的规范惯性的力量(Stinchcombe 1965)。

57、组织学新制度主义者强调了作为行动者的专家——他们受对合法性的关心的驱使——这种合法性产生于他们同特定组织领域和更大范围的制度环境之间。规则、文本、神秘、故事,为战略和实际行动菜单提供了合理的指南。但是,与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一样,个体层次的行动在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中是不言自明的,同时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经验焦点,除了涉及到作为职业群体的专业角色。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注意力被旧制度主义者,例如Barnard, Selznick, 和 Blau等人从他们关注过的非正式社会结构和组织内部的过程转移到了组织领域和组织环境层次。在专业化的合作和合法化的监控机构中,重要的行动者是外在于组织的。

58、根据早期的嵌入观点强调嵌入网络的最近似的原因,新制度主义经济社会学家经常关注个体水平上的行动者,无论是企业家还是雇员。代理机构和对利益的追求是容易被社会关系、共享信仰、规范和制度促进的、激发的和治理的。建立的组织通常上,似乎无生气的,通过这个观点,因为他们面对强力的惯性力量,而不是象新制度主义的类型那样产生了制度变迁的压力(Ingram 1998).在这个方面,经济社会学家同意组织社会学家关于组织人的理性行动是有疑问的论述,不仅仅是因为它难以测量,还因为个体水平上的理性行动的不可预期的后果和制度水平上的路径依赖使在组织水平上的问题极大地复杂化。

59、正如DiMaggio 和 Powell (1991)指出的,在社会科学中关于制度的定义远多于新制度主义,因为学者们已经很随意的定义了它们。尽管定义过量,但是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中关于制度的定义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一致。组织新制度主义设想制度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神话和惯例系统,符合(制度)向组织授予合法性。然而他们的概念性的语言可能各不相同,作为受规则支配的社会结构的制度的基本主题是符合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的——它们共享了相似的作为相互关联的促使、激励和支配社会和经济行动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制度的定义。虽然,在那种认为制度不是简单的明确激励和非激励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的观点看来,经济社会学不同于经济学,就如同North在1981年的著作中写的那样,但是在根本上它们都是围绕着社会建构的竞技场(做研究)——在其中行动者认定和追求利益。尽管经济学家承认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分析强调了国家在实施正式规则中的角色。经济社会学家强调了规范在紧密联系的和包括了企业中的非正式社会组织的群体中的产生和维持。如同他们看到的那样,持续的(ongoing)人际关系的连结和网络对于理解非正式社会组织和正式规则之间的关系的特征是至关重要的。

60、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学家赞成由国家和类国家组织来监控和实施的管理规则建构了制度环境的基本结构。在经济学分析中正式规则是重要的,特别是他们定义了组织和企业的激励结构,如同那些支配了产权的规则中那样。经济学家强调由国家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宏观机制监控和实施的正式规则。他们简单地假定了市场并代替了关于经济和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变迁的解释重点 (e.g., North and Weingast 1989)。反过来,组织分析者则强调了合法性的组织的搜索(organizations’ quest),作为通过强制、规范和模仿机制的发动机驱动遵从(conformity)到制度化的规则和实践中去。运作在组织领域内的同构性机制促进了组织之间的不断增长的同质性。新制度经济社会学家一旦重新占据这个中心,就将描绘关于国家在补充制度革新和作为组织的一个激励利益(motivating interest)合法化角色的未来蓝图。经济社会学借用了组织对同构性作为一个宏观因果机制的研究的洞察力,但是他们对企业、企业家和与其相反的非盈利组织(例如公立学校,地方政府,博物馆,医院)的关注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力来描绘和解释市场机制与国家管理如何塑造了经济行动者为了生存和利润而竞争的方法。38

61、谈到微观机制的规格(specification)时,组织社会学家强调模仿、遵从和分离(decoupling)导向的组织行动。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假设的修改版本。对信息不完备和不确定的整合提供了关于有限理性的更高水平的现实主义。新制度经济社会学构建了作为起源于受持续的社会关系、共享信仰、规范和制度影响的受利益驱动的个体行动的微观层次的机制。

62、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的来源是多样化的,反映了对行为主义假设和核心组织概念的不同的强调。经济学新制度主义通过Coase, Knight, Commons, North 和Williamson的著作扩展了斯密主义(Smithian)的经济推理(economic reasoning)的古典传统。但是他们在他们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解上也从Weber, Marx 和 Polanyi那里借用了关键的观点。在组织分析中,制度理论家扩展了Durkheim的作为塑造社会行为的“社会事实”制度和Weber的文化信仰在激励社会和经济行动中的重要性的观点。经济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还扩展了Weber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关于共享信仰、法律、政府、市场和国家系统的比制度分析的观点,扩展了Marx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分析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为交易成本概念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并且扩展了Polanyi的社会嵌入概念和他对制度机制的产生和制度机制维持现代市场经济的分析。

Conclusion
结论
63、经济生活中的网络、规范和大的制度结构的关系本质的社会学分析还处于早期阶段。随着经济社会学家提炼和深化对这些关系的本质的解释,它将需要用到多种方法和理论工具。得益于认知科学、博弈论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出现,规范和信仰的扩散和传播有助于深化理解这些微观——宏观机制之间的联系。这些方法也有助于理解习惯,传统,规范和信仰的稳固性。

64、新制度方法的研究议程的中心将比较制度分析带回了经济社会学。很多最近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包含了一到两个个案研究的历史分析。当这类著作在理解制度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取得了进展,超越了个案研究的定量方法的使用产生了系统的、跨越了国家企业层次的研究有助于说明和解释全球化经济中制度环境的多种不同特征是如何影响企业行为的。在制度环境中,有关被察觉到的成本的来源的、企业中心主义的比较制度分析资料提供了一个有保证的测量交易成本的方法。尽管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概念,经济学家已经通过可行的方式来测量这个概念以用于经验分析。39   因为它涉及到了起源于不确定性和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不完备信息(例如委托代理关系原则)的交易成本,因此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利益概念。使用企业中心主义(firm-centric)的资料,起源于多种制度资源(例如产权,官僚政治,政府管制,国家掠夺)的标准化交易成本指标(ndexes)的发展开创了一种更有差异的解释方法:制度环境是如何影响经济行为的。40  经济社会学家,例如,能够富有成果的扩展组织社会学的生态理论来检验支持不同的组织形式的制度环境的不连续模式。例如,制度环境的哪一种特征——是否是“制度生态”支持了全球化的经济中现代公有制企业作为反对传统的家庭所有制企业?
   
65、来源于物理学中的路径依赖思想,对经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已经深化了社会科学对制度变迁的理解(Nelson 和Winter 1982; David 1986; Arthur 1988)。路径依赖涉及到了在制度环境中起源于起始条件到后续发展和变化的锁定式(lock-in)影响。经济历史学家富有成效地使用了这个概念来解释制度的稳固性和制度安排的维持可能在随后给定的相对价格变化中对经济行动者的效力不够(North 1990; Greif[1994] 1998)。 Hamilton and Feenstra (1998: 173)表明在Weber的经济理性理论中暗示了路径依赖思想,它说明,“企业家战略必然被嵌入在存在着经济互动和组织的陈列之中。”深化对制度变迁,特别是非正式制度元素的持续和正式规则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理解,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Nee and Cao1999)。非正式制度元素——习俗,网络,规范和文化信仰的稳固性——不相称地解释了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

66、正如经济学家发现把嵌入概念并入他们的经济学模型中是有用的那样,经济社会学家也能从整合经济学思想中受益,这些经济学思想是现代社会学方法的良好补充。经济交换是社会交换的特例(Homans 1974: 68),所以促进,激励和支配社会进程的机制扩展了经济行为。同经济学的跨学科的交流在过去对社会学是有益的,例如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显然大规模地借用了经济学的概念和受例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路径依赖等重要思想影响就是一个例证。新制度经济社会学也被放在适当的位置以便同在经济学的知识的交流中获益并有助于这种交流,特别是依据他们的交流次序来看,社会学在理解经济生活的社会纬度方面,
这种益处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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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已经注册了很久,一开始时是初级会员。最近发了一些电子书和帖子后,却发现自己积分和钱数虽然多了,但是级别却降低了,还有了一些以前没有的权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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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31 02:17:02 |显示全部楼层
论坛今日调整了会员等级及积分计算方法,同时对一些权限进行了调整,属正常情况。请理解并给予更大支持!

原帖由 ljwlxq_2004 于 2007-3-30 19:49 发表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已经注册了很久,一开始时是初级会员。最近发了一些电子书和帖子后,却发现自己积分和钱数虽然多了,但是级别却降低了,还有了一些以前没有的权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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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积分方法,可否发到我的邮箱,让我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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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jackbooo 于 2007-4-11 08: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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