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超女”
[size=4][color=purple]前言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湖南卫视的 “超级女声” 节目不仅在大陆社会引起广大的反应,也跨海到台湾, 在媒体的操作下引发一股 “超女” 的热潮。 “超女” 在经济上的成功效益是否会促使大陆电视产业界的争相效法, 导致目前大陆电视媒体发展模式质的变化? 本论文拟探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电视媒体制度及其对社会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并以 “超女” 现像为例, 讨论与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中国大陆电视产业的发展模式。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传播科技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远在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 (Horkheimer, Max)就已指出科技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 科技成为工业发达国家控制其人民的新形式, 使人民「满足于物质享受丧失了革命批判精神」［1］ 也失去过问国家政策的兴趣。他并提出科技的进步造成人类理性 (Vernunft) 趋向物质化。［2］一九六十年代的哈伯马斯(Harmermass, Jurgen) 更进一步阐述他的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eason) 观点, 认为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在控制了大自然, 也控制了我们生活的社会, 控制我们人类，科技已成为一种非政治化的政治统治工具」［3］。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民主作了严厉的批判。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葛兰西(Gramsci, A.) 分析当代国家的职能时指出, 资本主义国家领导阶层是通过媒体舆论宣传, 文化教育等各种领域对人民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操纵［4］。 七十年代初, 阿尔都塞(Althusser, L.) 在审视意识形态与社会功能后提出, 那些号称民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阶层是经由对媒体,教会,教育,政党等各种形式把其意识形态渗透入社会各角落, 从精神上控制人民, 控制社会［5］。事实上, 国家就是一部机器 – 一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一向以来, 西方科技发达的国家无不利用控制传播媒体, 对其人民进行特定的意识形态思想工作, 「从精神上操纵和控制人民群众」, 使人民群众失去人性的异化力量。［6］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电视传播科技的发展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而美国的电视媒体发展模式为现今世上许多国家所采用。 那么是怎样的人控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电视媒体? 社会弱势团体和一般个人? 环保人士? 劳工或农民? 艺术家? 都不是, 是以营利为目的大资本家控制着这个现代电视传播科技。传播效率越高的媒体越容易受少数一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今天美国少数个人的利益 - 不论是在政治权力方面, 或社会地位, 或经济利益，已经完全占领了电视媒体这块公共领域地盘。当电视媒体掌控在以营利为目的，成为少数政客与执政者操纵民意的假沟通以降低暴力冲突之紧张关系时，哈氏想利用公共论域以达其人民与政府间真正沟通的目标仅只是乌托邦的理想。「公共论域」 (public sphere) 仅是学术理想的一块吃不到的大饼, 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假像。在资本主义下的电视世界并没有真正的民主, 只有政治利益和金钱利益。电视成为资本主义电视经营者的社会政治势力和金钱势力护身符。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电视是当代人类传播科技发明的一种对社会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它并不是一种中性科技产品，它是由人制造出的文化产品。 通过广告, 资讯, 娱乐等手段, 在社会大众的心灵里营造一昧地追求永无止境的物质生活。我们看愈多的电视,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愈接近电视所反映的世界, 然而在资本主义下的电视媒体内容却是充满偏见的讯息。观众不仅要接受他们替我们选择看那些偏见的节目, 观众也没有过滤的能力, 只有全盘接受,。可悲的是我们人类天天看的电视就像吃上隐的鸦片，我们能戒掉它?! 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可是电视却鼓励消费与生产, 资源会有枯竭的一天，我们的子孙怎幺办。日日夜夜生活在电视传播科技媒体的影响下的「现代人」有真正的, 实在的自主能力与选择权吗? 「现代人」的理想、尊严与地位在那呢? [7]大量使用电视会使人避免严肃思考问题, 成为一个肤浅的国家。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事实上, 早在五十多年前美国学术界就已注意到大众传媒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广泛讨论并倡导传播媒体的社会责任论, 但至今情况仍旧停留在空谈阶段。同样五十多年前,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 (John K. Galbraith) 也对大企业主的贪利以及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作了「不受节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带来公共利益。」的阐述。［8］ 他还严厉批判大企业对于社会和市场的过度控制，「强调私人财富的过度累积会牺牲公共利益」，他深信「国家必须在市场中扮演积极角色」。［9］如果没有国家与社会的干预与规范, 寄望以营利为目的的电视媒体经营者对其生产的文化产品负有社会责任感犹如椽木求鱼。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电视媒体与价值观的形成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电视节目制作的一项原则是，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不让观众转看其他电视台, 它必须不断地制造刺激以留住观众, 电视记者总在寻找动作最多的时候拍摄。在这种概念下, 电视制作的焦点多在寻找动作的精华, 同时也要不断地每到一个阶段推出大，小高潮。事实上，我们的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高潮，可是电视却不停地, 一再地歪曲人生，剧情性,娱乐性节目是如此, 新闻性节目也是一样。电视影集那些浓缩的高潮，情感是大起大落, 荒谬的巧合, 人际危机与冲突, 激烈的斗争, 以及夸张事件的经验是造成现代人紧张，且带有神经质的主要原因。为什么我们每天在美国电视上看到的多是战争, 枪杀, 抢劫，小孩被梆架, 愤怒, 胜利与失败等种种暴力新闻, 因为电视的本质是最容易表达那些具体的, 外在显现的, 无须细腻描写的情境。电视是不易表现和平, 安宁, 友爱, 亲情, 和谐等内在情境的媒介体。天天看这类新闻, 我们会觉得生活在一个十分暴力，犯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为了子女的安全，父母亲必须要自己或家人亲自接送小孩上下学。电视传播科技的发明为社会带来更多的犯罪。 这也是为什么电视成为一种肤浅的媒体, 看愈多电视的观众, 其眼界会变的愈来愈狭窄, 缺乏深入判断事情的能力。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商品本身是没有生命的, 电视媒体也无法传递生命。因此,电视广告制作者尽量集中刻划不需要传达生命的事件, 观众跟随事件的发展 「感受到」商品的生命 – 一种假生命，这种假生命就是「形像」,形像和商品都是人造生命。同时,物质生活比精神世界容易用电视表现。电视利用观众情绪上喜欢高潮叠起, 对不寻常的事件的好奇心来吸引观众。我们的休闲时间被电视占去, 我们与自然界的接触也愈来愈少, 愈来愈隔绝。我们相信科技可为人类解决各种生活上的问题, 我们的知识与经验脱节, 电视中的经验变成每一位观众的经验, 大家都有一样的经验, 我们活在一个电视创造的人工世界。 在资本主义社会, 自然物质或产品变成人工的商品。不仅自然物质人工化, 连人性也人工化, 生命同商品合而为一, 观众成为配合商品的标准消费者, 电视广告把人变成商品的商品。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根据美国的研究, 美国儿童每天平均看约五、六小时电视。如果我们以每天上学八小时，睡眠八小时，再加上上学路途，以及三餐时间为二小时计算，这意味除了看电视外他们已无时间做其他的事。事实上，在儿童生理上、情绪上成长到足以处理他们社会经验之前，他们己从电视上经验过成年人的世界 ［10］。最近的一次为期九年的研究指出, 自1993年春至2001年秋间美国电视网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暴力内容在1970年代研究结论与1990年代的研究结论相似、每十个节目中有六个带有暴力内容，每个节目中有4，5个暴力演出［11］,。法国研究数据显示,不看一个星期的电视, 意味错过600次广告, 200个暴力事伴,10宗谋杀案。［12］ 近期另一篇研究亦支持多年来的相关研究结论 – 电视暴力对儿童的道德推论(moral reasoning)有负面影响。［13］ 1960年代至今许多研究以及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均一再说明电视暴力内容与儿童性格的形成是有因果关系。美国研究也发现，高中学生对美国社会的经济，种族问题，战争，或爱国主义的态度基本来自大众传播媒介。从小看电视暴力节目如今长大的成年人，他(她) 们采用暴力手段处理身边的事务，造成国家与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也就不足为奇。当今美国发动多次战争, 如伊拉克战争, 南斯拉夫战事…等的决策制定者不多是电视机前长大的小孩, 他(她)们好战的价值观与其从小在电视电影暴力的影响下是有关连的。资本主义电视媒体不断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以及鼓励无穷境之消费欲望等生活价值观, 潜移默化地成为美国社会大众的共同思想意识。电视造就了单一化,同质化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事实上, 在电视传播科技尚未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之前，父母亲，教师是年轻人进入社会化的主要影响人物，如今他们的角色己被大众媒介，特别是被电视传媒所取代。如今, 电视节目内容对年轻人的认知与影响远超过家庭，老师，或个人生活上的经验。可悲的是，不仅儿童难以分辨电视上发生的事是真是假，连成年人也好不了多少, 相当大比例的成年人像儿童一样从电视中学习如何处理家庭生活方式与问题，处理与同事间的关系，模仿演员的动作，发型，穿著，了解性关念，以及怎样对付不听话的小孩等的观念。成年人也会不自觉地接受情境剧(Situation Commedy)中刻划的情境, 并认为它与现实生活相符。成年观众往往并不觉得电视剧中的"做戏"与真实的生活间有何差别，在不自觉中仿效电视剧中的人物的做法处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即然 我们每天花了约四分之一的时间看电视,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必然也愈来愈少, 我们同家人 – 祖父母, 父母亲,兄弟姐妹间的交流也相对减少。人与人没有交流, 如何培养感情! 在本质上, 花太多的时间看电视会造成传统社会祖父母与子孙, 与父母, 与兄弟姐妹, 与邻居间的关系愈加疏离。老人院成为告老的归宿所, 传统三代同堂的亲情生活方式已消失。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电视传播科技: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近代社会主义源自欧洲产业革命时期, 当时是批判英国资本主义呈现出不受控制的自由竞争带来社会不公平, 不公正的问题。七十年代后期, 中国开始确认步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在建立一个平等的, 民主的, 和谐和友爱的社会。社会主义所要培养的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记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人民固然需要合理的物质基础, 但是绝不可忽视国民人格、品格与道德的培养。 ［14］ 电视媒体所制造的不是物质产品,而是精神文化产品。物质产品可以随时弃之或替换, 而精神文化产品则会世世代相传给我们的子孙。当社会大众的理念,人生观,价值观成型, 它不仅影响个人的行为与社会发展, 也影响我们国家与民族的素质。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不同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制造出不同性质的电视文化产品。 因此, 社会主义精神下的电视媒体的应该是向社会大众提供健康的,负社会责任感的节目。 那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指导下的电视产业的市场经济, 以及应该生产什么样的电视文化产品? 在电视媒体这特定领域, 社会主义的精神与市场经济追求利润间应如何调适? 社会主义下的电视媒体产业应在怎样的市场经济理念进行经营与发展?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首先,电视产业经营者应有的认知是: 电视媒体经营者使用的播眏频道是属社会大众的公共财, 电视产业经营者是借用社会大众的公共财以营利。 因此,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电视媒体经营者应明确认识到，在其谋取赢利同时, 亦肩负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公共利益就是社会大众的利益。那么什么是「公共利益」?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壹百多年前(1901), (法)塔尔德 (Tatde) 就提出, 公众 (或公共the public)一词是指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的群体, 他(她)们间的共性是彼此间 “并不接触,并不每天见面、每天交谈,而是坐在自己的家里,分散在很大的一块土地上，读同样的报纸,” 公众逐渐分享共同的理想, 信念和价值观，形成公众的同质化。他(她) 们间是一种精神关系上的组合。他们联结的纽带 ”存在于他(她)们同步的信念或激情” ［15］。在电视传播科技出现之前,报业是联结纽带的媒介。半个多世纪以来，电视已成为联结社会大众最重要的纽带。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社会主义的公共利益包含社会公平、公正的民主概念。它不仅是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平等,公平和正义, 更是社会平等,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指标, 它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石。民主的公平公正不仅显现在社会大众就业,收入分配,司法公正及其他各方面的发展机会平等, 也应赋予人民使用传播媒体表达意见的均等机会，人民的意见与建议应受电视媒体的关注与采纳。人民并拥有监督媒体的权力, 此方可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下公民参与政治发言与监督媒体的权力,并可与资本主义电视媒体的伪民主作明确的区隔。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评论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从上述分析我们理解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电视传播科技在本质上, 先天上是一种受其社会制度所制约的媒体。我们也认识到电视不是一种无善恶之分的中性科技产物。电视天生存在种种人类无法改变, 后天也无法克服的问题, 可是它早已成为当代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必须品。壹百多年前就有人针对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对社会大众的思想,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作出深具远见的阐述。近半个多世纪, 电视传播科技不仅取而代了报纸, 并成为决定国家,社会与其人民素质的决定性因素。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资本主义商营媒体的运作决定了电视产业的性质。资本主义的电视纯商营化的制度把文化产品视为商品化物资。在满足观众视觉听觉感官上的刺激与享受同时,通过广告,资讯,娱乐等手段,在社会大众的心灵里制造出一昧地追求永无止境的物质生活。电视媒体这个公共论域在利之所趋的诱惑下仅是民主理想的一块吃不到的大饼。即不负社会责任感,一昧追求利润效益, 又没有国家与社会大众的规范与监督, 电视媒体是不可能会生产出符合公共利益的文化产品。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在现今美国的电视产业运作的体制下,媒体不仅缺乏对理念的辩论，电视科技给人类带来道德崩溃, 电视媒体已成为充满偏见,无意义的讯息, 成为资本主义一种最有效的反民主机器。电视对人,特别是对儿童与靑少年价值观与人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 经营电视产业又需要庞大的财力和专业人材, 电视媒体不得不由大资本家或由政府经营。 虽然电视媒体先天上是一种受企业主或政府垄断的一种当代最有影响力科技发明,后天上又是一种可人为掌控其文化产品性质的机器，因此, 经营者之经营理念是否负有社会责任感，并能切实落实此理念是我们关切所在。 我们的关切焦点是当代最重要的电视传播科技是否能为社会全民的公众利益服务。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当代电视传播科技就像一只等待我们社会大众共同训服的一只巨兽。“超女”是学习美式商营电视媒体以营利为目的呈现出的一种错误示范。 它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所要培养的社会主义新人。它在培养一大群一夕成名, 一夜暴富, ［16］不是靠努力而名利双收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者, 培养迷信名牌与身份地位, 追求永远无法满足物质欲的新的一代。“超女” 既对青少年思想意识具有负面效果, 也对社会大众教育有极大的破坏性。“超女” 是「湖南卫视」这只尚未顺服的 ”巨兽” 的一种行为 “出格” 的表现。但是它的行为已为追求和谐友爱的社会制造一个影响极大的精神污染的实例。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今天这只电视科技巨兽不仅赶不走, 也杀不了, 它还深入到我们家庭的客厅, 卧房, 天天陪伴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唯有以智慧去制服它, 控制它, 引导它为社会所用。但是如果电视媒体经营者缺乏对这条科技巨兽本质上的认知，对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只是片面的理解, 纵容这只科技巨兽贪食的行径不加约束，待巨兽生产出子子孙孙, 泛滥成灾时, 是社会大众纵容它煞野的结果。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电视产业也是需要赢利, 但不是以制造一大群着不健康的思想意识, 培养一批有别于社会主义新人的下一代为代价。我们也同意娱乐节目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但在提供娱乐性, 资讯性节目的同时也应考虑到寓教于乐, 利用电视媒体的渗透力与影响力, 致力建设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中央电视台承受道德上, 政策上的限制就是因为央视具有社会责任感。近数年来, 央视及一些省市电视台制作许多如「百姓的故事」, 「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爱心故事」,「道德观察」, 「法律在线」,「移动社会故事」,「今日说法」,「中国人口」,「春节联欢晚会」,「笫一现场」, 「道德观察」,「走进科学」…等, 以真实客观的创作手法, 扮演媒体舆论监督并揭露滥用权力的行政官员的角色, 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懐与爱心等许多赢得广大观众普遍赞赏的节目。这些电视节目不仅吸引了广大的观众群, 既有娱乐价值, 且具有深刻的教育意涵, 为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健康社会提供极有意义的养分。当社会在努力培育约3.67亿人口的未成年人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道德素质, 培养未成年人的劳动意识时, 出现像 “超女” 那类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鼓励年轻人不必靠努力就可一夕成名, 名利双收的人生价值观, 鼓励极端个人主义的电视节目,充分显示「湖南卫视」不负社会责任感的态度。企业化经营的「湖南卫视」为提高收视率的同时,绝不可忽略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一昧追求利润, 甚至容许广告赞助商深度参与节目的制作与推广, 此不仅违背社会大众追求健康人格与正确人生价值观, 也不符合社会対媒体的道德要求。［17］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超女” 现像反映「湖南卫视」经营者把精神文明的文化产品视为物质产品来处理, 以物质文明取代了精神领域的文化, 忽视培养年轻一代的正确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覌,理念与信念。它无形中以腐朽的文化污染了年轻人的精神生活, 这也是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在年轻人心中滋长的启始。其对年轻一代造成的精神污染是潜移默化的, 违背了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健康的,和谐的社会的目标。当中国正全心全力推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物资文明时, 也是同等重视培养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超女” 是错误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引下产出的一个 “怪胎”。显然, 「湖南卫视」缺乏应有的媒体道德素养, ”超女” 虽尚只是个别现像, 但等到它泛滥成灾时为时已晚。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为谋取利润, 商营电视产业界最常用的一个说法: 是观众想要, 想看那些节目, 我们给观众想看, 想要的。［18］是的, “观众喜欢什么样的节目”? 观众最爱看暴力, 最爱看色情节目, 我们就该给观众吗?! “要(want)” 与 “需要 (need)” 之间有意义上的差距。 “要” 可有符合与不符合道德的 “要”, 并带有较强烈“要” 的意含, 它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 “要”；而 “需要” 则是个人与社会的一种温和的诉求, 是较理性的, 较符合道德的。例如, 「国家要你」与 「国家需要你」； 「我要钱」同「我需要钱」在性质上有相当大的区别。融合电视观众的所“要” 与社会的所“需要”是媒体经营者的一项智慧的判断。 观众 “要” 看娱乐性与资讯性的电视节目同时, 社会也“需要” 电视媒体承担潜移默化, 教育社会大众, 提供正确价值观的娱乐性与资讯性的节目。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在, 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与制度强调社会公众的利益包含但又高于个人和企业的利益。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经济很容易导致拜金主义, 个人主义，导致社会道德,人民价值观的沉沦。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造成社会大众物欲化和功利主义。一昧追求物质享受造成人对物质的崇拜,无视人的精神需求和人格的完整。这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错误认知, 对一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正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必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和下, 电视媒体在追求嬴利的同时也应致力建立一个富裕的, 健康的, 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超女”的出现与此理念是背道而驰。我们不仅要批评制作与经济上支持 “超女”的广告赞助商, 我们更期待湖南卫视以一个关爱社会的角度进行自我批评, 改进其经营态度, 而不是沾沾自喜, 更想进一步制造另一个类似 “超女” 的 “超男”。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廿多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长足进步, 电视媒体的发展也一样令世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当国家正努力推动大众物质文明的同时, 我们也绝不能低估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我们是在努力追求建立一个富有的, 但又是健康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电视媒体制度与发展模式的经验确有值得我们借镜之处。社会大众需要大众文化,需要通俗文化。制作与播映娱乐性节目不是罪恶。我们质疑的是大众通俗文化中像 “超女”这种特殊类型的娱乐性节目。我们不是 “文化警察”, 我们关心社会,特别关心的是未来的中国社会。我们关切并希望避免再出现像 “超女” 那种媚俗化文化思想渗透入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腐蚀这个追求和诣友爱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指引下, 电视媒体产业不仅担当促进建立一个和诣健康社会的任务, 电视媒体也扮演监督政府与执政党员的社会功能。然而, 这只电视 “巨兽” 本身也应受到人民的监督, 以避免如 “超女” 或 “有偿新闻” 等问题的出现。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超女” 未按广电部批文中的规定执行。地方广电局长甚至认为 “从教育向娱乐偏一偏…对收视率的提升有极大的帮助” 以及 “娱乐就是快乐”［19］等似是而非的说词, 说明省领导与「湖南卫视」缺乏对资本主义市场经验的正确认知, 视批文的要求为耳边风。民主精神是容许,甚至鼓励全民参与国家社会的发展。为防范电视业的脱序现象, 建议先在中央, 之后扩及各省市设立由民间人士, 如传播学, 教育学, 社会学, 心理学, 政治学, 法律学, 环境学等各领域的学者专家,以及家长们组成专司监督中央或地方电视媒体节目内容的非营利民间团体。 他(她)们不仅对电视媒体有发言权, 有建议性的制裁权, 并应赋予权力向那些违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观念, 提供不健康思想的媒体, 代表社会大众向其提出质疑并施加压力。有必要时更可进一步发动社会群众的力量, 对支援制作不健康节目的广告赞助商, 采取如杯葛或拒购支援「超女」的企业及其产品, 切断电视台及其节目制作的经费来源。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电视媒体是一种反民主的科技产品。而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电视媒体应向社会广大群众在思想的现代化, 提倡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民主观, 世界观, 道德观, 审美观, 法律观念等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拾多年来, 大陆电视媒体向社会大众提供了多元化, 多样化, 集娱乐与教育为一体的文化产品, 呈现出较为健康, 民主, 并肩负社会责任感的媒体素养。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今天, 中国传播媒体正跃升为全球领先的媒体大国。中国的电视媒体是应该走出自己的一条不同于美国的路, 坚持目前正在进行的, 独特的电视媒体发展模式, 为社会大众培养健康的, 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 提供构建一个和谐友爱社会的范本。事实上, 改革开放以来, 大陆的电视产业正在进行一种很不一样的发展模式。令人羡慰的是, 中国电视媒体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向全世界展现出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与渗透力的软实力。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注释: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现代西方哲学辞典》,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90年, 笫.30页。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2］ 同上, 笫265页。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3］ 同上, 笫265页。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4］ 同上, 笫544页。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5］ 同上, 笫545页。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6］ 同上, 笫545页。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7］ 魏光莒, 陈龄慧, 《大众传媒的「现代性」疑义: 以批判理论观点分析》 (未发表之论文), 2006年6月。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8］ 张铁志,《知识如何改变社会》, 台湾: 中国畤报,2006年5月2日, A15版。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9］ 同上。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0］Krcmar, Marina, Vieira, Edward T., Imitating Iife, Imitating Television: The Effects of Family and Television Models on Children’s Moral Reason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Volume 32, November 3, June 2005, p. 267-294.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1］ Signorielli, Nancy, Prime-Time Violence 1993-2001: Has the Picture really Changed?,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Volume 47, November 1, March 2003, p. 36-57.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2］ 《远离电视，开始生活》, (台湾) 中国时报, 2006年4月30日, A14版。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3］ Krcmar, Marina, Vieira, Edward T., Imitating Iife, Imitating Television: The Effects of Family and Television Models on Children’s Moral Reason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Volume 32, November 3, June 2005, p. 267-294.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4］ 南方朔, 《呼喊台湾的道德力量》, 台湾:中国时报, 2006年6月13日, A4版。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5］ (法)加布里塔尔.塔尔德着, (美)特里.N.克拉克编, 何道宽译, 《传播与社会影响》,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笫279页。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6］ 《文化部原部长刘忠德三批超级女声破坏教育》, 人民网, 2006年4月30日。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7］ 《媒介品牌 – 湖南卫视酝酿改制》,浙大新闻传播学院智维网, 2006年 3月13日。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8］ 同上。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9］ 同上。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参考文献: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 王炳林,丁云, 《治国之道》, 安徽: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2. 吴飞 (主编), 《传媒批判力》,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3. (法)加布里塔尔.塔尔德着, (美)特里.N.克拉克编, 何道宽译, 《传播与社会影 响》,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4. 罗文东, 吴波 (主编), 《邓小平社会主义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5.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6. 朱锦平,吴新元 (编着), 《宣传工作》,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7. 魏光莒, 陈龄慧, 《传播与思想刍论》, 台中: 懋荣工商专业书店, 2002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8. 卜卫, 《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9. 吴家庆, 蒋国海,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0. 陈力丹, 《舆论学 – 舆导向研究》,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1. 刘建民, 《天理民心》,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2. 《邓小平理论专题摘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3. 阮新邦(编), 《批判诠释论与社会研究》, 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1993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14. 郑杭生(编),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概要》,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color][/size][size=4][color=purple]——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6年第3期 [/color][/size] 谁写的阿，充什么数啊 在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 (Horkheimer, Max)就已指出科技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 科技成为工业发达国家控制其人民的新形式, 使人民「满足于物质享受丧失了革命批判精神」［1］ 也失去过问国家政策的兴趣。他并提出科技的进步造成人类理性 (Vernunft) 趋向物质化 不知所云！说了些什么 细心看哦!只有理解,努力理解! 哈，我没看完，因为没兴趣，还有我不喜欢在网上看文章，呵呵好
不错,有见解,支持!!!11 顶下啊，再接再励啊！:handshake 对了，着写的是什么啊？有点不懂啊:o 有点云里雾里，呃~~~~~~~~;P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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