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translation of " There are Alternatives!" by Xue Hua
Hi everyone,I have just found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 There are Alternatives!" , the shorter paper written
by Habermas in our text book. Hope it would offer a hand for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paper.
The translation is as follows.
Li Yao
(转引自“文化研究”)
还有选择
所属栏目 > 哈贝马斯
作者：■［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歧人译 发布时间：2006-1-13 23:57:09 点击数: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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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在联邦共和国历史上,总理第一次通过全国大选下台。我们能否就此得出结论,德国民主已经恢复了自信?
答：是的,我想我们能够作出这样的结论。在以前的选举中,政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争取政治盟友。这正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和赫尔穆特•施密特被迫下台的原因。现在公民们亲自担负起决定总理人选的任务。在一种民主制度中,选民们必须相信,他们的决定在某个关节点上能够影响一个自我封闭的、官僚化的政治世界。在西德,这种民主态度的真正扎根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我的感觉是这种变化现在有效地实现了。
问:您一直认为赫尔穆特•科尔确保了联邦共和国在西方的信任度。您怀念他吗?
答：对科尔的所有必要的批评都出现过了。他的历史功绩是把德国的统一融合到更广泛的欧洲统一大业之中。与我同龄的人也认为科尔是自己这一代的人。我在这里想到的是他全身心地拒绝精英精神,特别是１９８９年后出现的政治审美。科尔显然没有忘记纳粹集团制造的惨绝人寰的一幕或者纳粹主义骗子们所做的卓别林式的怪异行为。
当然,我们经常抱怨科尔言语举止中透露出的无形的土里土气。但是我开始逐渐欣赏这种对公众人物身上惯有的夸夸其谈习气的捐弃。在科尔的风格里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不需鼓噪的、我这一代人都想看到的东西。这种东西反对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以及追求德国精神的美好气质,我们可能成功地汲取了其中的一些。
科尔在执政中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他执政初期谈到的“精神—道德转变”的失败起到了某种实验的作用。执政的科尔一旦发现他不再能做他在弗登和比特堡或其他地方做的事时,这个国家显然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由社会。联邦共和国早期的精神定式之一是像卡尔•施密特这样的思想家鼓吹的对左翼的“内部敌人”的怀疑———在１９７７年秋天大屠杀似的气氛中,对颠覆的深深恐惧再一次迸发出来。科尔没有利用这种情感态度来争取支持。
问：在德国将出现一个红绿联盟的政府。这仅仅是一个政治变化,或者说它还标志着文化前景的变化?
答：在选举的当天晚上,当左派获得前所未有的多数票成为定局时,我的许多同龄人肯定想起了１９６９年的春天。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后,古斯塔夫•海涅曼谈到了某种“权力中的变化”;不久,威利•勃兰特依靠社会党和自由党联合获得的微弱多数就任总理。在那个时候,已经存在了很久的阿登纳时代在阿登纳的反对者———海涅曼身上惊人地延续下来,后者是一个诚实出名的人物。我经历的那个时期被人员的连续和过去的梦魇削弱了光芒。经过知识分子不屈反抗的１０年以及积极地挑战政治传统的另一个１０年,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终于出现了权力的转变。因此,政治转变是文化环境中更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目前的情况与以往完全不同。在一种分崩离析、正在瘫痪的文化环境中,许多年来,什么都没有变,即使是那群处于充满生机的新自由主义和苍白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调侃者也无法扭转这一切。
问: “红绿联盟的事业”有可能实现吗?或者说,在目前任何政治行动的空间都将缩小,以致仅存在版本不同的中派政治吗?
答：红绿联盟是在８０年代末,奥斯卡•拉封丹有可能赢得下一次大选的前提下出现的。从那以后,“德国统一”和“全球经济”的制约使联盟的事业蜕化成不过是“现代化和社会正义”的口号———还装饰以生态意识的税收改革,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找到可供替代的财政资源。故弄玄虚的新立场同样使我不舒服。社会和生态的转变可以在国家框架中实现是个错误的假设。结果是对已经改变的、本质上是后国家的权力安排(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的存在条件采取强烈的保护措施。让我担心的是人们对这种情况缺乏任何新的看法。今天,每个人都谈论“后生态时代”。至少从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以来,在过去５０年中,这个口号不断被提出并被否定,如此频繁的变化使它几乎没有任何可信度。在政治中,没有把人民区分开的“问题”,就不会有任何进步。这就是今天缺少的东西。
问:旧方案的经历可能早已使人民有点厌烦新的了。您怎样理解这里的“方案”?
答：当你解决一个充满矛盾的问题,并提出分析意见的时候,就存在一个方案。你的分析理清了手头上的问题,同时也使某些政治目标比其他的似乎更合理些。最近的选举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挑战的社会民主党人避开了意见的极端化,同时避免了潜在威胁的任何源头。在选举之夜失败者轻松的表情清楚地表明,他们没有把所有有关“方向转变”的谈论当回事。
问:那么,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答：根本不是这样。不需高瞻远瞩,就可以看到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棘手问题。新政府对大规模失业会有什么举措呢?中央政府的活动余地已经在两个关键方面缩小了。当熟悉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无法在不再是国家单位的经济空间中发挥作用的时候,作为财政权威的国家在国内经济中也在不断地失去效力。这就是需要以新的、反思性方式解决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原因。问题是这样的:难道政治必须不容置疑地继续成为解除管制的过程吗?简单地说,国家政治效力的衰落指明了政治统治全面消除的方向吗?或者政治行动的中介能在其他层面上复兴,与跨国市场的权力合拍吗?这是现在的核心问题。在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外能够而且应该有一种民主地合法行使的权力吗?随着共同的货币政策对单一欧洲市场构建的完成,管制的需要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将界定政治。
问:在您的新书《后国家的安排》(ＴｈｅＰｏ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中,您鼓励政治家们走出自己的阴影,在超国家的层面上构建福利国家。您认为这是捷哈德•施罗德未来成功的标尺吗?
答：对,这确实是我的观点。应该说它要超越欧洲,扩展为一种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形成国际性国内政策的主张。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否真的希望建立一个能够采取统一的政治行动的欧洲。在肖•魏格尔的口号“讲德语的欧元”背后只存在着对欧洲中央银行这个非政治机构的宣誓效忠。施罗德知道欧元的实行使协调税收机制（ｒｅｇｉｍｅｓ）间关系的问题尖锐了。在选举后他通过汽油价格的例子说明了这点。
对我来说,如果我们要避免欧盟各成员国鼓动的解除管制狂潮的出现,必须向在欧盟范围内实现共同的社会经济政策方向努力。另一方面,新合作主义的方案无法摆脱自己的局限。有效的收入再分配不能完全在布鲁塞尔解决,必须加以民主的合法化。如果我们想避免社会不平等的继续恶化,穷人中的底层阶级的扩大和分裂,难道我们不需要一个有效的欧洲范围的联邦国家吗?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政治边界的变化。对欧元喜不自禁的欧洲商人们现在加入了欧洲怀疑论者的行列,主张只保留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欧洲统一。
问:假如几乎没有任何负责的超国家机构的存在,首先把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可能性利用起来,而不是抛弃民族国家,难道不更合情合理吗?
答：民族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主体,而且会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中继续扮演这个角色,不可能一下子与它一刀两断。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政府是个好消息,它至少是在国家的框架中尝试着每一件值得获得改革称号的事情。我不怀疑施罗德在得到如此多精心计划的提议以及人人皆知的改革建议后,会在他想解决的“磨合”（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ｏｆｐｌａｔｅｓ）问题上获得某些成功。但是要改变国家对在全球层面上已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经济条件的依附上将一无所获。这里的问题是,后国家的安排是否也不需要不同的、更有效的政治行动形式。
问:难道社会没有变得比我们想像的更精明、更了解这些问题吗?即使是德意志银行的首脑们也想驯服资本主义。
答：我不理解这些先生是怎么想的。我只注意到经济、政治和科学方面的管理者对即将签订的“多边投资协定”的反应,就我所知,该协定中有关市场制度化的内容比“驯服资本主义”的内容更多。协定的目的是通过在国际范围建立起和民法效力一样的法律,确保投资的法律安全。建立新市场并对其制度化总比修正市场缺陷更容易。此类难题要求在环境、社会和经济措施上达成超国家的协定。
问：假定某种政治联盟确实在欧洲出现了,那谁应该控制它呢?您对一种缺少批判的公共领域、残缺的民主满意吗?
答：不满意。我支持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国家,而且这意味着确立一部欧洲政治宪法。这些制度即使只停留在纸面上,也有利于推动这些进程,没有它们,这些进程就失去了基础。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不会像施魔法那样凭空产生,也不会从经济互动中自发地出现。但是我们肯定能制定一部欧洲宪法,而且公民的主动性会超越国家边界。如果建立了欧洲的公共领域,一个欧洲范围的公民社会就能发展起来。这是令人兴奋的地方。像德国宪法法院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做的判定那样,这样一件事业决不会由于多种民族语言的存在而注定失败。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荷兰,学校已经开始实行双语教育。作为欧洲第二大使用最广的语言的英语为什么就应该在其他主要民族的自我怜爱中遭遇不幸呢?
问:您依然对我们这些媒体主导的社会抱有某些幻想吗?
答：确实是这样,媒体主导的社会!但是对崇高的非崇高化———“扑通声就是扑通声”———确实有些新鲜的平等因素。当然,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脱口秀,每个人都变成了与其他主持人聊天的主持人,那这个世界确实就符合卢曼的设想了。我认为自己实际上没有对由商业化的大众媒体定调的公共领域的存在抱任何幻想。现在有许多人尝试着对这种虚拟现实进行理论化归纳。我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问:是从民主的主权角度探讨的吗?
答：是的。因为我们的宪法确实仍然体现着民主共同体的自决思想。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这个主张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关于实际的社会关系的东西,但是它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说。例如,如果公民在直觉上不坚持投票箱仍然对民主自决的古典概念有用的话,他们就不必劳神去投票。所以,我们能够以防止犬儒式的回避的方式诠释这种观念吗?或者我们能够快速地从高度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抽身出来吗?我主张在规范的图景中,大众媒体中的沟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是被电子联系在一起的、迷惑的公众能够在日常生活的时光流逝中,在个人活动中以及小圈子中,以最小的注意从大众媒体中汲取信息。人们可以发表不同意见,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私下做到这些。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参与意见表达,如果不是有意识的,至少也是在权衡不同的公共意见。正是因为公共沟通领域充当了意见的非正式形成与意愿形成的更制度化程序之间的联系环节,所以公共领域的存在条件———我把它称为松散的组成(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非常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公共电视也不再是松散的。
事实是政治领域成为更广义的文化领域的一部分,而且二者直接联系在一起,在不干净的私人电视频道中体现出来。由于主持的低水平和商业电视的运行,公共电视现在处于竞争的下风。作为一种媒体形式,公共广播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它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即不能轻易地把所有社会功能都交给市场。文化、信息以及批评的体现都依靠它们自己专门的形式。排行的特点不应该渗透到文化沟通的每一个方面。我需要告诉你这个吗?
问: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依靠一个没有遭受太大破坏的公共领域支持的政党的未来会是什么?随着政党在多数问题的表达和解决上越来越不重要,以及培养政党忠诚的社会环境的分化,我们难道没有看到以政党为基础的民主的缓慢死亡吗?
答：政治科学家早就精彩地描述了这种趋势。如果我们看过拉扎斯菲尔德(Ｌａｚａｒｓｆｉｅｌｄ)在４０年代对收音机的研究,就会明白现在这些研究并不是全新的。但是,有一个确是事实:借助媒体和领导人与电视观众即时联系的方式实现的政治问题的个人化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政治的直接投票化倾向,并且减小了政党组织的重要性。随着公共劝说蜕变成市场研究,从外部主导的社会关系逐渐超过了党内成员的内部沟通。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年轻的一代。今天,普通大众更有知识,或者至少更有教育,知道的更多,在许多方面对政治问题更有兴趣。如果政治参与形式改变了,不一定必然变得更坏。
问:如果政党继续变得越来越官僚化并有市场头脑,那么在公民社会中就可能出现反抗的倾向。绿党现在正在重蹈从社会运动到政党的老路。但是这不会有右翼政党的结果。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其他尝试依然在形式上保持着“替代”的地位,有时还会赢得世界范围的影响。如果政党政治民主正在消解,那么公共领域的新老形式就面临着压力。我们脚下的基础正在转变,我们在大众媒体中也需要新的游戏规则。美国的“媒体民主”肯定不是个有吸引力的范例。怎样重新定义媒体的作用呢?
答：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现成的答案。我还没有充分考虑过这个问题。无论怎么说,在欧洲我们离政党民主的终结还很远。政党继续选拔和培养着自己成员,我们的政治家的职业素质还很高。肯定总会有黑马出现的机会,但是上帝保佑我们,使我们避开了像贝鲁斯科尼或罗斯•佩罗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里没有他们出现的土壤。
问:像联邦共和国这样结构保守的体制很容易受到冲动和世界观带来的各种阻力的影响。您认为这个社会太沉迷于过去、沉迷于社会补贴吗?
答：可能正是本世纪德国社会发生的灾难性变化使这个国家的政治精神有点太保守了。但是我非常警觉以反对所谓的死气沉沉的福利国家为借口的新自由主义的激烈言辞。更有弹性意味着———被解读为———劳动力应该被剥夺所有特有的或个人的特质,并被等同于其他的商品。难道我们没有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一个人不能简单地被变成另一个人吗?当然,存在着另一种真正的精神障碍。在国家重新统一的那一刻,许多人很难理解民族国家的时间已经开始了。其他问题掩盖了充分就业终结的问题以及对更少的必要劳动量进行再分配的需要。由于作为社会财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范围取得了胜利,所有关于公正分配的老问题又出现了,包括就业分配的需要。
问:您同意理查德•森内特（Ｓｅｎｎｅｔｔ）说的在本世纪末随着“弹性个人”成为时代的主角,一种新的适应资本主义的形式已经出现了的看法吗?
答：森内特对于社会负担不断个人化的描述很有启发。“弹性个人”指的是承担社会本身不应该而且也不能解决的问题的人。
问:目前,有一些人试图通过强调极端自由而不是社会权利,把民主与正义分离开。例如,拉尔夫•达伦道夫似乎主张只有“包容”（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才真正有效,分配的正义没有作用。因而出现了相信国家的惟一任务是使人民有能力参加市场竞争的犬儒主义者。您怎样看待这种新现实主义?
答：我怀疑达伦道夫没有真正地理解“包容”意味着所有公民的平等整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但是也许你是正确的。一种规范的“洗脑”现在开始侵蚀存在了２００年的、自我对平等的现代理解的普世性基础。在德国,它更多地来源于保守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在我们的文化中,人类学意义上的悲观主义传统一直非常强大。这是一种喜欢带着好奇的历史眼光回顾古代帝国的等级社会和宿命论精神,并且建议我们注意时间相对短的现代(这错误地理解了人类的本质)的平等幻象。这种观点与对在我们的时代重新管制市场的努力所持的怀疑论珠联璧合。如果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企业家的世界观会引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的话,就会理解为什么在价值中立的制度框架中完全由个人偏好引导的、高度流动的个人对自由的社会应该有某种宿命论感觉。可以把这视为古代文明的宗教宿命论在现代世俗化中的对应物。
问:然而赞美企业家精神也表示了当代现实的某种意义。“柏林的一代”现在悲剧性地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并只在自己这一代人中才体验到团结的意义。可能这意味着在出现了如此多个人主义的激励因素之后,没有留下任何公民社会。“政治存在主义”与民主试验相比似乎更有吸引力。
答：我记得,我的朋友赫伯特•马尔库塞,他即使在讲英语时都没有丢掉德国口音,曾经描述过柏林一代。新的一代人或者一种新的文化,作为我们肯定期望出现的新资本的对应物,不会不宣而至。新一代人就是这样,因为它产生了不是专门设计的新东西。需要什么东西并不神秘。今天的文化批评缺乏鲜活的语言,这是一种和阿多尔诺在联邦共和国早期的批评一样锋利的、可以把时间的现象串起来的语言。伯索•施特劳斯（ＢｏｔｈｏＳｔｒａｕｓｓ）的《复制者的错误》（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ｐｙｉｓｔ）一书只反映了知识分子缓慢的自觉,他们一度给自己披上了“精神”的外袍。
你提到了在自我定义和自我发现的努力中体现出来的有效态度,这非常有趣。在战后的岁月中,年轻人的保守主义感情像气泡一样有涨有破,特别体现在像《法兰克福汇报》副刊这样的生态群落中。杰出的右翼知识分子们把自己视为德国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们在联邦共和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了完美的痕迹。在战争把我们同自己的传统之根分开之后,这些人培养起我们国家倾向西方的观念。１９８９年后,这种观念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出现了右翼与“新左派”恢复国家“自觉”的行动的惟一一次对峙。但是这次斗争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是１９９５年进行的对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的意义的讨论。无疑,类似的、扭曲的态度正在寻找其他的、更不显眼的体现途径。但是对此我无法真正地判断。
问:我们经常听到对联邦共和国的文化开放的批评。例如,在哲学领域,有一种对大陆和德国传统正在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的主题和方法的陪衬的担心。您能理解这种忧虑吗?
答：战后德国哲学与盎格鲁—美国哲学之间的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移民建立起来的,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的朋友卡尔-奥托•阿佩尔所起的开拓性作用表明,把分析哲学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积极地利用起来已经给德国哲学注入了新的动力,根本没有破坏德国传统的实质。这种影响在两个方面发挥了作用。理查德•罗蒂的学生鲍伯•布兰德姆正在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打开黑格尔思想宝库的大门。而罗蒂本人肯定是一位出色的分析哲学家,他的国际声誉来自于他博采众家、发展哲学主题和联系的风格,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实用主义的黑格尔背景。
问:您认为波恩共和国的哪些传统对于柏林共和国必不可少(如果您接受这种表述的话)?
答：我想我们都愿意生活在公民国家,这个国家在观念上是世界主义的,并且乐于与其他国家达成互相谅解的、合作的关系。我们都愿意生活在亲如伙伴的公民中间,他们习惯于尊重陌生人的独特性、个人的自主性以及地区、种族和宗教认同的多样性。新共和国一定要牢记德国在２０世纪人类灾难史中扮演的角色,但同样要记住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那些珍贵的解放和成功的时刻。虽然我的看法没有独创性,但是我依然期望看到一种怀疑任何冒充高深的话语特性的出现,它反对政治的任何美学化,但也反对导致心灵的诚实和独立岌岌可危的庸俗化。
■(本文是哈贝马斯在德国１９９８年大选之后接受德国《时代》杂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节译自《新左派评论》１９９８年９／１０月号。)
thank u ^_^
I'll copy it.hao a
谢谢 共享 阿 哈哈哈介入政治
一个学者必须介入政治，这是应该的。[url]http://hi.baidu.com/jackboo/blog[/url] 一个学者必须远离政治，这是必需的 :lol: :lol: 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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