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劳化的美国社会学?
网上偶得,觉得写的真是不错,呼呼:)麦当劳化的美国社会学?
王明璐
爱荷华大学社会学系
在网上看到国内一位社会学家说美国的社会学是麦当劳化的社会学,权威杂志上的文章都
是完全合格的标准化产品:“每篇作品都有统一的格式,其中必须具备文献检索、理论假
设、案例分析、验证假设、结论意见、参考文献等内容,而其品质则由一个经指定的专业
编辑群体和评论体制来保障。这种专业化的学术体制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提供品质整齐划一
的作品,就像麦当劳为全世界的快餐店提供的由同一配方、统一工 艺、相同生产流程制
作出的汉堡包一样。”
在文章的结尾,这位中国社会学家得出结论说:“为了阻止世界的‘美国化’,就首先需
要抵制社会学和社会的麦当劳化。这样说并非要贬低或诋毁美国社会学在专业化、职业化
道路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及其对这门学科的重大贡献,而是想指出,麦当劳化与全球化一
样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张扬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片面推崇功能效率、可计算性、
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必 然要戕害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扼杀价值选择的多样性,窒
息人的精神灵性。这使人们联想起韦伯所说的“铁笼”,这种状况无论对于社会科学抑或
对于人类生 存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
最初在美国学习社会学的时候,我也曾有过同感:大多数论文充满数字,量化,计算和模
型预测,论题细小琐碎,语言平淡无味。好像美国人的生活平淡无奇,没有什么紧迫重大
的问题,就是有,也可以仅用数字就解释得清楚,争论得明白;不像在中国,到处是变革
和问题,纷繁复杂,无法计算,又没有答案。我也常常为一些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理性
化和科学化的批判而激动,只佩服那些欧洲的经典和当代的社会学理论大师,觉得只有他
们具有历史和哲学的眼光,以及对社会深层意义的洞见。
但是时间久了,读的多了,却发现美国的社会学或学术方式自有它内在的精神:一是对证
据的尊重,二是对他人研究的尊重。而且在这些理念下,美国社会学的研究也并非是整齐
划一,千篇一律,相反,在以事实为原则的交流和争论当中,方法上已经不局限于定量研
究,理论上也是既有积累又保持着多样化。并非如那位中国社会学家所断言的:“与既定
标准不符的作品,无论是低于还是高于标准的东西,都休想有出笼的机会。”
首先,美国社会学的研究并非是为了定量化而定量化,对数字和模型的看重在本质上是对
证据的看重,也就是说,说话要有具体根据,理论的成立要有具体事实的支持。中国人善
于抽象思维,对于理论的要求是深刻,发展理论的方法是思考,或者带着问题思考;美国
人则似乎一定要有事实的例子才可以明白一个抽象的理论,并且要求理论必须可以用事实
检验并且经得起所有事实的检验。
数字当然不是全部的事实,不过数字和模型至少可以相对客观地描述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
的某些平均现象,这些比起个别的人和事,以及对这些个人和事件的主观描述来说,更具
有普遍性。美国社会学并非为了定量化而定量化还体现在它方法的多样性上面。
例如,美国社会学中的定性研究已经越来越多,因为学者们认识到个案的深入研究可以提
供数字所看不到的其他事实:行动的意义,事件的过程,文化的背景等等。于是更理想的
办法是将定量与定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一位研究组织的社会学家Randy Hodson搜集了一百
多个有关公司组织的定性研究,包括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各种公司组织,并在此基础上
做了比较、归纳,甚至定量分析,对于组织的管理过程以及工人在工作中如何维护和实现
自己的尊严等问题都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再比如,美国社会学的比较历史研究方法也普遍应用对社会变迁、制度形成的研究当中。
早在60年代,Barrington Moore 就完成了《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其中运用大
量的历史资料,比较了英法美中印日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对封建贵族和农民 ―― 这
两个旧制度里的旧阶级 ―― 做了分析,认为是他们在革命中的各种阶级特征决定了一个
现代社会是走向专制还是民主。Moore 的研究成为历史比较方法的经典,后继者有对欧洲
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研究,有对各国福利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研究等等。
总之,我认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定量化只是现象的一个片面,因为定性研究与比较历史研
究在这里同样有机会有成果。而且,定量化背后的精神是对事实的尊重,而尊重事实是这
个学科在美国社会获得学术专业地位的重要一环,因为它是发展学术理论,评价学术成果
,进行广泛学术交流并且达成基本共识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个可以得到检验,而且大家都
可以去检验的标准。在美国学习社会学的第一年里,我曾经问过老师,怎样确信自己具有
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能力?她说其实能力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的激情。现在想来
其中道理正是美国的社会学不要求你有非凡的或是特别的什么社会学的天分,只要你对社
会中形形色色的问题和现象有意愿,有热情,就可以做研究。因为这个学科对你的基本要
求就是找到事实,支持你的理论,而不是冥想出纯粹而深刻的理论。
其次,我觉得美国社会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精神: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每一个研究的人都
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文献回顾,以明了本篇研究的理论来源与创
新之处。这一点最突出的益处在于:学术的积累。社会现象那么复杂多变,而个别的研究
者又是那么地有局限,如果所有的人都从头开始,埋头苦干,各自为营,学术的发展绝对
是杂乱无序,没有体系,进展缓慢的。社会学毕竟不是人文艺术创作,个人的体验与表达
就足够了;社会学也不是新闻媒体报道,就事论事就可以了。社会学的生命力在于要有理
论的延续、批判和发展,个别的研究者必须把自己安排在历史的脉络里。
美国社会学的几乎任何一个理论都是经过了不断的演进,并且在继续受到事实,方法,或
观念上的挑战。比如社会运动理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社会运动理论把社会运动看
做是社会边缘人的越轨行为;随着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社会运动
理论认识到社会运动对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并且着手于对社会运动组织本身,以及运动
时机和社会动员形式的研究;二十世纪末期,理论家再次注意到大量新形式的社会运动,
例如环保运动,保护动物运动,同性恋运动等等。这些社会运动以价值认同本身为最终目
的,而不在是以价值认同为手段,去达到其他的经济、政治或社会目的,相反,运动的对
象是人们的日常生活:personal is political。
尊重他人研究成果这一精神的本质是学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学术研究的生活是
一种共同体的生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对话与批判是这个体系得以运作的根本机制。在美
国社会学中,除了对于研究本身有传承性的要求以外,还有两种具体的措施促进研究者的
共同体生活:匿名评审与年度大会。
权威杂志的匿名评审制度,乍一看来,似乎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保证评议的公正性,要求评
委不偏不倚。但是在我看来,这一评审制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首先,权威杂志的编辑和
评委不是什么专业编辑和评委,他们自己必须是社会学的专业研究者;其次,每篇文章的
评委的选定是根据文章的内容,选择该领域的专家做评委;最后,无论评委评审的结果为
何――无论是拒收、修改重投,还是接受发表,每位评委必须对自己的结论作出详细具体
的解释,说明哪里的论证有问题,哪些相关理论被忽略了,等等。于是,一次投稿经历下
来,绝不是仅仅等待一个简单的结果,相反,得到的是有关专家对于你的文章该如何完善
的具体而中肯的建议。经过修改的文章与初稿相比往往有了很大的改进,得以发表是获准
进入一个更广泛的共同体,等待在他人今后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评论和批判。
美国社会学还组织全国的、地方的,以及分支领域的各种年度大会,让研究者有机会会见
对同一领域感兴趣,但是却散居各处的同行们。在年度大会的各个小分会上,研究者们介
绍自己的研究,聆听他人相关的研究,讨论彼此的研究,并寻找未来合作的机会。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些尊重事实和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精神很难说没有在现实当中被形式
化,或许的确有很多人是迫于竞争压力,仅仅为了发表而制造社会学的产品。不过与重建
20余年至今的中国社会学甚至整个国内社会科学界相比,最起码,这里有一个标准,有一
个群体的合作和积累。虽然少有大师级的理论家出现,美国的社会学似乎更谦虚平和:一
群普普通通的美国人讨论着他们感兴趣的大小社会现象,紧跟着各类具体的问题和事件,
争论着发展着一个个社会学的中程理论。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本身似乎并没有限制社会
学作品的多样性,也没有限制研究者对任何一个领域的探索。
比如说,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仍然有一些著名的社会学者关注社会主义国
家的发展历程;甚至在后现代思潮成为欧洲社会学理论的时尚的今天,在美国的社会学界
,仍然有著名的社会学者宣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Ivan Szelényi就是其中一位。在25年之间,伴随着自己的祖国匈牙利在内的中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充满变动的发展,他写了三部有关谁将会主导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著作,一
次一次和历史的结果作着理论的较量。1974年,Szelényi 发表了《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根据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境况,他认为,前官僚阶层、技
术官僚以及人文知识分子将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从而建立一个由目标
理性系统管理的社会主义。1986年,Szelényi 发表了《Socialist Entrepreneurs》,
承认他上一个有关“新阶级”方案的预测是错误的,事实上,官僚阶层通过为小资产者提
供发展空间,而得以坚持了自己对国家的垄断,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发展了“第三
条道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1998年,Szelényi 最后发表了《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在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走完了它们的历史历程之后,他看到社
会主义有关“第三条道路”的常识也失败了,国家社会主义瓦解了,而社会主义小资产者
在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的过度中,并没有成为赢家;相反,是反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
见者联合了前共产党的技术官僚,掌握了政权,自上而下地展开了资本主义。Szelényi
就这样在25年间,密切地关注着中东欧社会主义的命运,尤其从社会精英的使命和选择的
角度,用自己的理论思考和历史作着不断的互动。
另一位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Michael Burawoy 则更加关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工人命运,
他甚至批判以Szelényi 为代表的,只关注社会精英阶层的研究路向。Burawoy 是一位颇
有传奇经历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为了研究世界各地的工人群体,他曾经亲自在匈牙利
,前苏联,以及芝加哥的工厂里做过工人。Burawoy 要追问历史的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在
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段发展演变的历程里,没有起到任何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所期待
的那种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Burawoy 无奈地发现:首先,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对于他
们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彻底地失望了,以致他们没有想要去为更美好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而
是从此拒绝接受社会主义,而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有限的市场经历恰恰成了相
对积极的一面,结果倒是资本主义更加具有吸引力了;其次,前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工
厂以外,也没有工人进行自我组织的社会空间;最后,在有过社会主义经历的这些新资本
主义国家里,工人在意识形态上已经不再具有对一个美好未来的信念,在一个全球化的新
知识经济领域里面,他们甚至丧失了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功能,从而没有了讨价还价的任
何优势。
总之,我认为将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比喻成“就像麦当劳为全世界的快餐店提供的由同一配
方、统一工艺、相同生产流程制作出的汉堡包一样”是很不恰当的。美国社会学界对事实
的尊重精神和学术共同体的精神为研究的规范化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却并没有“必然
要戕害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扼杀价值选择的多样性,窒息人的精神灵性。”相反,
美国的社会学者和他们的研究当中,不乏对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探询,也不乏对个人价值
观以及社会关怀的坚持。 原文好像是发表在爱荷华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杂志《居荷》上 不错的文章,提供一些值得思考的视角。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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