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出柜″故事 - 话语冲突和社会变迁
( 今年我从北大社会学系毕业正好十年, 当年并不是一个好学生. 到美国后发现性别研究很有趣,很好玩,不敢相信这博士也快读出来了. 下文是我自己的一个带有"自传性"的研究.)本文是我博士论文的副研究。当前中国同志运动的结构性社会基础是我博士论文希望解答的重要问题之一，而对于“公共话语”的探讨，会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因此，我设计了这个小研究。另一层是由于个人的原因，预料到我的亲戚朋友会在我回国之际，集中火力询问我的个人问题和个人研究。我就索性利用这个机会在他们面前“出柜”，然后认真地看看他们到底作何反应。绝大多数对话在经过亲戚朋友的同意后，进行了录音，本文是根据整理的录音对话写作而成。我的本意是想剖析他们在对我的OUT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时， 是如何将异性恋主义和恐同假设带入对话之中的。但是，正如我后面的访谈对话显示的那样，人们对于同性恋问题的反应是复杂而不乏反省的(REFLEXIVE)的。一个主要发现是他们的言谈中经常包含一些看似冲突的话语和观念。通过对于这些冲突的分析，我得出本文的核心论点；人们必须运用那些仿佛自相矛盾的观念去理解同性恋现象，同时为他们对同性恋的态度进行辩护。在对话中出现的这些冲突的话语，不是由于某种情感上的“震惊”造成的，而是在目前中国文化价值和社会观念急剧变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变迁为人们从他们的角度出发，理解和阐释同性恋现像提供了新的语境。
一. 理论视角：在晚现代时期(LATE MODERNITY)倾听个人的故事
我是从KEN PLUMMER (1995) 的故事社会学那里获得理论上的灵感的。他认为我们应该关注故事的社会角色：这些弥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他们是如何被解读的，他们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他们又是如何与特定的政治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那些“出柜”的研究集中在“出柜”者身上，尤其是一种身份和社区的意识是如何在“出柜”的过程中实现的。尽管PLUMMER的书也大致如此，但他的确给予倾听者这方更多的关注。正如他所要竭力表明的那样，“一个故事要讲出来，必须等到它可能被听到的时候”，所以我们有必要去揭示那些社会条件，正是这些条件使讲述和倾听这些故事成为可能。我的访谈对象在对于我OUT反应时所使用的话语，是构成这些社会条件的重要组成部份。此外，PLUMMER认为叙述和倾听与性有关的故事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晚期现代性的到来。传统的权威已经不能完全主导人们的观念，与性有关的那些故事在价值观上变得越来越模棱两可，不断体现出差异和多元化的倾向。从倾听者 的角度讲，他们自身已经开始适应这样的变化，从而为他们成为这些故事的听众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过去二十年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开放”成为经济和其它社会领域的共同特点，包括在与性有关的领域内(FARRER 2002)。 因为中国现阶段的政治体制，为人们的政治诉求给予的空间有限，性在新时期成为一个凸现人道主义精神和表达政治观点的重要领域 (ROFEL 1999)。 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客观上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使得各种新的故事能够产生，并且获得听众的回应。以“出柜”的故事为例，当一个逐渐成熟的同志社区开始形成，这种故事就到了它开始流行的时候，这是我博士论文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个日渐开明的“解读社区”(INTERPRETIVE COMMUNITY)也做好准备来倾听这样的“出柜”故事，这就是本文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 研究方法：和熟悉的人作特殊的访谈
研究的导入是通过我向访谈对象现场“出柜”。整个设置类似深度访谈，但和传统的访谈方式又很不一样。整个访谈是未经任何准备的，我对于访谈对象会提出怎样的问题和做出怎样的反应一无所知。严格地讲，我并不是完全的访问者，他们也并非完全的受访者，因为角色是随时都在变换。但是，主要是我对于他们的问题和评论给予积极的回应，从而推动访谈的进行和深入。除了一个以外的所有访谈在经得访谈对象的同意后，都进行了现场的录音。唯一的一个未录音的访谈，我事后做了详细的笔记。
访谈对象是从我的亲戚朋友中精心挑选的，所有人认识我至少十年。选择这样的一个访谈样本，我主要基于两个考虑。第一，向我所选择的这个群体“出柜”，和向父母或者陌生人“出柜”，其中的互动过程很不相同。对于同志在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公众的部份，他们有很好的代表性。第二，因为我们彼此熟识，我会期望他们对于我的“出柜”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反应，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回应。
我总共和八个人做了七个访谈(其中的一个是和一对夫妻同时做的)，六名男性和两名女性，都自我认定是异性恋。他们的年龄最小二十五，最大接近五十。尽管所有人的文化程度(一个研究生，四个正规本科，三个高中毕业)，职业(两个政府官员，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一个股票经纪，一个律师，一个媒体负责人，一个公司员工，和一个小业主)，和收入(年收入最高25，000美元，最低3，000美元)都不尽相同，但都可以大致划入当代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行列。
三. 研究发现：变迁社会中的冲突话语
听到我的出柜经历后，访谈对象在克服了最初的情感“震惊”后，很快他们就调动熟悉的话语资源，对这样一个交流的“事故”做出反应。PLUMMER强调，人们对于“出柜”这样与性有关故事的反应，是遵循具有一定模式的。人们是从他们既有的关于性，婚姻和家庭的经历，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性别，阶级，性向和文化的立场出发，去理解和阐释他们所听到的故事。我们的对话记录显示访谈对象不断出现一些相互冲突的话语。这样在叙事中出现的矛盾之处，我认为并非由于他们受到的情感“震惊”所致，而是由他们在变迁社会中累积起来的先前经验决定的。这个正在变迁的社会产生的种种看似冲突的话语，帮助他们理解象同性恋这样的“新”事物。
1、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VS 受制于关系的自我
现有文献表明对于个人主义的推崇为现代同志身份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当中国过渡到市场社会后，个人主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有的访谈对象都声称，在不违背法律和不影响他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自由的权利。当提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同志的生活方式时，身为律师的B说，
“我想这是大家权利意识提高的表现。我有这个权利，我就要行使这个权利。这与过去相比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以前我们总是强调奉献，其实是在说一种义务。现在，我想对于人们的权利有了更多的关注。你的事情就说明人们需要站出来，行使他们的权利。”
从这个角度看，身为同志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但是，正如 A 和 C 在各自的场合阐述的那样：
“总的来讲我理解这个，而且也不排斥。。。我其实无所谓，这是你个人的事情，除非你犯了法或者举止怪异。但是，作为你的兄弟，我希望认真考虑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作为个人来讲，我能够容忍和接受你，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作为你的朋友，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为什么？) 因为它违背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伦理和秩序。”
虽然个人主义思潮的上升为人们理解甚至接受同志提供了条件，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个人利益受制于家庭和宗族群体利益传统的国家，自我的实现必须和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换而言之，抽象的个人主义和人们选择做一个同志并不冲突，但是，当考虑到具体的社会关系时，这样的选择就变得有问题了。
2、日益增长的多元化 VS 对于多数的遵从
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他们非常熟识的同性恋，绝大多数访谈对象都没有借用病理模式来谈论同性恋现像， 而是依据“多数”和“少数”的逻辑来为他们自己的态度进行辩护。下面就是非常典型的评论：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不能说它是好，或者不好。但是，我们也许。。。不能讲它和主流相冲突，至少是不同的。”( A )
“它不符合主流社会。这是我唯一能够说的。” ( B )
中国的传统强调随大流，因此他们的上述反应完全能够理解。任何与多数人的行为存有偏差的举动都会受到置疑。LUNSING (1999) 谈到与中国文化类似的日本人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有一个很好的观察。他说这些人的恐同和反同言论，并非出自他们心底的厌恶，而是遵从一个表达的习惯，因为他们从来就是这样谈论同性恋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过去二十年里形成了一个更为多样化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多姿多彩的中国当代城市中，其中的主要线索是不断发展的多样化和由此产生的与既有传统的冲突。尽管立场不尽相同，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承认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社会日益多元化。媒体负责人的 E 看来，如今“光怪陆离”的中国具有特别的历史讽刺性。
“现在这个社会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我知道成都的那些场所，象什么‘鸭吧’和什么‘快车道’。我们现在啥没有？是不是有意思？”
另外一个有着少数民族背景，官运亨通的D，说起他在美国学习三个月后了解的多元文化主义，侃侃而谈：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人们就是应该有不同的声音。中国已经开始关注这个群体了。。。包括艾滋病。最近温家宝总理还和一个艾滋病患者握了手。”
非传统的婚姻和家庭是目前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主要体现。
“从我个人的理解看，有这么几个原因(解释为什么同志生活方式有扩大的趋势)。一是跟风，赶时髦，中国现在这样的人不少。。。再就是社会的压力，很多人开始是不结婚，然后是DINK家庭，最终就发展到这一步。。。可能是厌倦了正常的生活，想要寻求新的方式。” ( A )
尽管对于我的“出柜”发表了最为反同的言论 (“同性恋就是有病，和神经病一样。”) ，E 却用最官方的语气，对目前中国社会进行了精辟的总结。
“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的时候，就会进入社会动荡期。人们对于民主的要求就会提出来。不同的利益群体发出不同的声音，并且希望被听到。”
无论他们对社会的多元性有如何开明的理解，B 和 D 依然会选择遵从大多数当他们的个人被牵扯进来。
“你认为你母亲会对我是同志作何反应？” (W)
“我想她会理解，但是不会支持。”(B)
“什么是支持？”(W)
“她不会说，你可以做一个同性恋。”(B)
“那你呢？” (W)
“我想我的立场是。。。至少不反对，如果家里人问起来。但是我不会帮你说服他们。我不会反对你这样，其他人即便理解也会反对，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B)
谈到我未来的就业前景时，身为政府人事部门负责人的 D 说，
“举个例子，如果我是中国社科院负责招人的，我能理解你，也想让你进来。但是，其他人要说了，这种人进来了，你是怎样把的关？我是理解你的，但这个社会上只有少数人能理解，多数人还是不理解，所以他们就会置疑你的决定。”
3、性“清教徒主义” VS 性的自由化
清教徒式的性压抑和性控制是社会主义中国前三十年的主流。自从八十年代以来，性的领域迅速开放，成为一种追求自由的替代方式。因此，对于人们比较坦白地谈论自己的性生活，尤其是与如今蓬勃发展的“性少数派”(RUBIN 1998) 相关的性的生活，我一点也不吃惊。
“你怎么总是把同性恋和卖淫放在一起比较？” (W)
“因为它们都不被主流社会接受。此外，都和性有关。一个是性取向的问题，一个是性交易的问题。” ( B)
人们不仅仅只是谈论这样的性。我这次中国之行的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非传统的性的方式已经成为相当一部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发展出新的话语对其进行申辩。作为一个标准的好男人，好丈夫，和好父亲，A 谈及他的婚外性冒险，不乏坦率。
“和我上过床的女人 超过一百个，有的是小姐，有的是同事。这一切并不影响我对我妻子的爱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说到卖淫的事情，B 作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陈述，似乎预见他作为这个市场的潜在消费者的角色，
“我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找过‘小姐’。你也晓得，我还没到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提出的解决当前卖淫问题的最终办法，尽管在今天的中国还过于激进，但也不是没有依据 的。
“从法律的角度看，我卖身挣钱，所以是合法的收入。我一直认为将娼妓业合法化不一定是件坏事。既然你不能完全消灭它，为什么不合理加以引导，国家也能从中获得收益。”
由于没有大学文凭，F 在当代中国新经济中时常感到迷惑。但是，从他丰富的社会；阅历中，他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具反思性的评述。
“让我们另外举个例子。。。男人。。。不光是同性恋男人。。。你能告诉我多少人一辈子只和一个女人上过床。这在现在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象我这样，出差就是半年。如果你没有女朋友，也就罢了。如果有呢？解决不了问题，那你只有到处找小姐罗。这真的影响了哪个人的生活和家庭了吗？不过就是一个交易，我给你200块，你让我玩一玩。你得到你想要的，我满足了我的需要，就这么简单。”
人们谈论性的方式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的性伦理和性观念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在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连同突飞猛进的高新科技，为人们寻求非常规的性的表达方式创造了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对于同性恋和异性恋差不多是均等的(ALTMAN 2002)。
4、文化基要主义 VS 经济决定论
中国和国外在有关同性恋的公共话语中有许多的相同之处。我的访谈对象很容易就套用医学模式(同性恋和艾滋病是联系在一起的)和心理学模式(同性恋是由于在异性恋的关系中遭受挫折后形成的)来解释同性恋和为异性恋主义和恐同思想背书。但是，真正有趣的是他们在谈论同性恋现像的社会层面时，是如何逻辑上陷入前后冲突的境地的。所有的访谈对象都从中国的古书中读过并了解同性恋 。
“中国自古就有这种现像，我们都知道。” (A)
“我爱看古书。那个年代，玩娈童好象很正常。” (C)
“我读过大量的章回小说，里面有不少关于女同性恋的描述，都是受到性压抑。我倒不知道有男同性恋的事。” (F)
然而，从一种文化基要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都拒绝把同性恋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份。
“作为这个家的一员， 我希望你应该保持中国的传统。这就是我们的担心。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传统的社会里。你现在做的事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不小的距离，这就是我想要提醒你的事情。” (A)
“你们就象有了一个宗教。。。任何宗教都有自己的信条。你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宗教。。。我小的时候，也喜欢和男孩子玩，象兄弟一样。。。男人需要朋友和兄弟，这在中国很普遍，为什么我就没有变成同性恋？因为它不存在于我的信仰中。。。那种你们的宗教里所认可的性愉悦不应只局限在男女之间的信仰。。。” (C)
“你应该牢牢记住。我们是东方文化。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同性恋。” (F)
既然我是一个被外国“腐蚀” 的活例子，访谈对象很容易把我的同性恋归罪于西方的影响。A 提到在北京和上海出现一种令人忧虑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同志的生活方式。中外交流是他认为的主要因素。
“为什么我说这一切是发生在中外交流的背景下呢？交流越多的地方，这种现像越普遍。” ( A)
C 则认为我在美国受到的教育应该直接为我变成同性恋负责。
“我真的认为你是受到你的那些教授和你所学的东西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影响，你把你潜意识里对于男人的欲望释放出来了。这种欲望的确存在，但是必须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才能激发和扩大开来，那些理论的影响力都是很大的。” ( C )
有趣的是，访谈对象也都意识到经济变化对于独立的同志身份形成的影响作用。
“这个现像是在经济发展和中外交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中国经济正在迅速 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事情就要开始出现。” (A)
C在应有他在研究生院里的经济学训练来理解同性恋现像上，格外得心应手。
“肯定有它的社会基础。为什么这种事在西方更普遍？我一直相信马克思说的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为什么在美国有这么多同性恋？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可以不需要家庭了。人们想要更多的自由。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敢说话呢？他们吃饱了饭，就要民主了。”
尽管 G 没有受过很多的正规教育，她在谈论同志身份的形成时，却显得很有洞察力。
“你说到成都的那个(同志)组织。我觉得他们一定能够比较独立，所以能生存。一方面，他们有这个意识。他们也更能吸收外来的东西。或多或少，是追求他们个人的自我。”
研究文献表明同志身份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历史也不长 (ADAM 1985)。 在非西方社会中，同性恋行为一直都存在 (MURRAY 2000)。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一方面，我的访谈对象承认同性恋现像(作为一种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另一方面，他们拒绝把同性恋(作为一种身份)纳入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学家已经对于滋生现代同志身份和社区的社会因素进行详尽的研究，比如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家庭关系和更灵活的家庭模式，单身的可行性，快速的城市化，和下降的出生率 (D’EMILIO 1987， 1998)。 其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已经被我的访谈对象指出。因此，尽管他们还是倾向于用文化基要主义来解释这一问题，面对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解释力的弱化，他们不得不运用与文化基要论相矛盾的经济决定论来解释目前出现的新趋势。
四. 结语： 新近呈现的历史，新近流传的故事
故事社会学让我们从文化和历史的层面去理解故事的讲述和倾听。在某一个历史的时刻，一些新的故事开始进入公共话语，去丰富我们的想象和生活，然后进一步强化那些社会和历史的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最初促成了这些故事的生产和流传。COMING OUT在美国七十年代以来的同志运动中建设同志社区，提升同志意识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COMING OUT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在中国特定国情下的作用是存有争议的。 CHOU (2000) 对中国本土的同性恋身份 - “同志”进行了复杂而深刻的讨论。因为中国的同志身份是和中国传统关于性别的观念紧密联系起来的，而且与其他社会身份交织在一起，所以“同志”作为一种身份，是拒绝“出柜”和“对抗”策略的。尽管CHOU的论述让我们对于跨文化视角下的同性恋身份和同性恋身份政治有了更为复杂的理解，它难免会招致对其文化基要主义倾向的批判。正如，我的这项研究试图说明的那样，“出柜”策略所需要具备的一些核心历史要素比如个人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城市化，和权利观念，已经出现在我的访谈对象的话语中，某种程度上讲，也体现了当前的公共话语的现状。
但是，人们对于我“出柜”的反应不是黑白分明的。上面的访谈资料显示冲突性的观念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在一个中国这样经历巨大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国度里，即便性这样相对私密的领域也开始发生变革。传统的道德界限受到挑战，开始变得模糊。讲述和倾听“出柜”这样与性有关的故事，不再是对“真我”的一个简单明晰的发现和理解，而是蕴含了争议和反论。作为故事的听众，我的访谈对象不得不运用一些看似冲突的观念去和我进行沟通。从另外一层意义上看，他们是在试图理解他们自己充满变数和无常的现实生活。
参考文献
Adam, Barry D. (1985) “Structural foundations of the gay world”.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27 (4)
Altman, Dennis (2002) Global Sex.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ou, Wah-shan (2000) Tongzhi: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Haworth.
D’Emilio, John (1987, 1998) 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7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arrer, James. (2002) 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urray, Stephen O. (2000) Homosexuali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lummer, Ken.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Routledge
Rofel, Lisa (1999) “Qualities of Desire: Imagining Gay Identities in China”. GLQ 5 (4).
Rubin, Gayle S. (1998)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Nardi, Peter M. and Beth E. Schneider. (1998) Social Perspectives in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A Reader. Routledge.
不知道正本什么样
呵呵，这个似乎简单了点嘛，虽然“出于本心”～还是RE一下，我觉得这里的确应该多贴些理论性文章。 作为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可能结构性尚不足，我的个人意见。 这个肯定不是博士论文! 只是我个人觉得好玩所做的一个研究, 尽管漏洞百出, 也在美国的学术会议上正而八斤地宣读过.下面才是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
我的博士论文Going Public: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Queer Spaces in Postsocialist Chengdu, China 是一个遵循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传统，结合当代性别研究和社会运动的城市民族志（Urban Ethnography）。我选择的视角是一个中国社会分化剧烈，全球化和本土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一个都市亚文化社区的形成和变迁。全书是围绕“公开”来展开的。中国大陆的同性恋者/“同志”表明身份，用得最多的就是“公开”这个词。我的论文是以同性恋问题为例，来探讨在新的语境下“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和“私人空间”(private space)辨证对立的关系。同性恋问题本来是个私人的问题，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和公民个人自主性的增强，这一问题变得日益公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性恋的话题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来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特征。身份的“公开”只是我讨论的一个问题。本书集中在对于城市公共空间和同志网络的研究，讨论从传统的被压抑的，带有污名的，地下的同志空间，到由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支撑的商业性同志空间，再到政治性同志空间（官方默认和支持的同性恋者组织）的演变。研究最后落脚在对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的探讨上 - 同志这个亚文化群体对于建构公共领域的参与，特别是参与到同性恋相关话题的公共争论，和中国当代市民社会发展的关系，所以我书中讨论的的“公开”包括三层逐步推进的涵义 1)公开一个被边缘的性别身份；2）寻求和拓展公共空间；和3）参与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构建。因此，我相信关于成都同志亚文化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而独特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我于2004年和2005年两次到成都做田野调查，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参与观察，个人生活史访谈和媒体研究。我参与观察的场所包括具有本地特色的传统同志聚会场所（比如茶馆），商业性同志场所（酒吧，桑拿，健身俱乐部等），同志HIV/AIDS志愿者组织，同志家庭和私人聚会。两次调查总共完成58例个人生活史访谈，访谈对象涵盖不同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婚史。尽管所有的访谈对象公开身份的程度不一，但都自我身份认定为“同志”。媒体研究的素材主要来自近三年来成都本地媒体以及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凤凰卫视/周刊，南方周末等国内主流媒体对于同志题材的报道。
我的论文有八章，每章都是以成都同志圈里的“飘语” 为题。
第一章 公开，本书的引论，介绍了此项研究的学术和现实背景 –
第二章 飘飘，讨论了“飘飘”(本地性),“同志”(全国性), 和“gay”(全球性)三种同性恋身份在本地语境下的历史形成和比较了彼此的异同。
第三章 飘场，重点研究了四种不同的同志公共空间 - 茶园，桑拿，酒吧和健身房，特别探讨了消费主义文化和市场经济对形成同志公共空间的推动作用。
第四章 圈子，关注同志“圈子”，包括私人朋友网络，同志街区和同志网上社区。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揭示了一个“想象”的身份社区是如何被建构为一个“真实”的社区。社区观念的形成和强化是进行社会动员的基础。
第五章 名人，考察了圈内“名人”的涵义，功能，社会评价的变化以及在社区构建和动员中的作用。
第六章 绞人 ，描述了同志亲密关系的演变，对传统家庭观念的再定义以及和主流社会的互动。
第七章 组织，考察了成都本地的同志HIV/AIDS支愿者组织的形成，发展和内部争议。特别探讨了政府，媒体，专业机构和国际组织在动员本地同志社区中扮演的角色。
第八章 运动? 本书的结论，讨论了国家主导的“公共领域”对于中国同志运动的影响。
有关中国性
上文中提到：人们对于我“出柜”的反应不是黑白分明的。这也许是中国人的特性，没有黑白，倒是很值得讨论的东西。
建议多一些这样的理论+事例的文章
但是，世界上，除了同性恋研究者，真正的同性恋毕竟是少数的少数。没有必要大多数是同性恋。现在中国大多数人对于同性恋故事是理解了，但不会支持，父母更不会支持的！也许偏远地区需要作者的宣传。 :P :P :P :P :hand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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