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清华教授 孙立平： 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
[size=2][color=Blue]说明：本文由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授权发布，对于各位网友的问题，孙教授将做出相应的回答。 [/color][size=3] 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size]
孙立平
提要：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一个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这两个学术传统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主要论题，同时也限制了发展社会学的视野。本文认为，中国、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包括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等。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与20世纪最后20多年世界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相比，作为一门以研究社会发展为己任的发展社会学，似乎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位置。无论是对这些变局事先的预测还是事后的解读，发展社会学的工作都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本文将探讨上个世纪末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对于发展社会学所具有的学术含义，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形成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
[size=3]一、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到转型理论[/size]
发展社会学有两个主要的学术传统并由此形成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另一个则是主要面对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theories of development)。
[b]现代化理论[/b]
1950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曾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在1952年创办了后来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这样，在其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学术圈子，他们有密切的个人联系，有自己的资金来源，有自己的丛书和刊物。这个学术圈子就是后来的现代化理论的班底。
在50年代，现代化的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工作，从而为后来较为系统的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做了准备工作。在这个时期，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完成了他的一系列的著作和学术论文，从而为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帕森斯的学生列维在1952年出版了《社会结构》一书，形成了他后来研究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框架。罗斯托则开始着手撰写他重要的代表作《经济增长的阶段》。因此，当1960年欧美和日本的学者云集日本的箱根，参加对于现代化理论有着里程碑意义的“现代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现代化理论的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完成。
现代化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近代以来发生的结构性变迁。尽管其中有些学者不时涉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研究问题，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议题是在研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现代化理论虽然涉及到现代化过程中极为广泛的问题，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传统—现代”两分法。即按照某种特定的标准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或目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成“传统的”与“现代的”两种类型。因此，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第二，社会发展的内因论。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根本的原因也是来自内部的障碍。他们曾经一度将这种内部障碍主要归结为文化与价值观因素。很明显，现代化理论的这种主张，是直接来源于德国早期社会学家韦伯的思想。第三，现代化趋同的假设。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具有当今现代社会的特征。艾森斯塔特干脆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Eisenstadt, 1966)。他们认为，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会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工业市场经济、持续的经济增长、大规模的科层组织、较高的识字率、正规教育的普及、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社会流动的增加、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城市化、宗教影响力的衰落、能适应变迁的结构、现代的价值系统等。
现代化理论最鼎盛的时期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与整个60年代。但从60年代末开始，现代化理论便开始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首先是集中在“传统—现代”两分法上，此外，对现代化理论背后所暗示的单线进化论的理论假设，其中所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等，人们也提出了诸多的批评。不过，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虽然现代化理论的巅峰状态已经不再，但有关现代化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消失。近些年来，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的争论，由“后工业社会”论开启先河的各种冠之以“后”的发展理论以及德国的贝克尔教授的再现代化理论等，都有着大小不等的影响力。而且，从这些新的现代化理论身上，我们已经不再能看到像古典现代化理论那样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视野，而是更纯粹地关心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更高阶段上所面对的独特课题。
[b]发展理论[/b]
当传统的现代化理论遭受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从而陷入某种困境的时候，立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早期，发展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东亚的发展经验并将之概括为“东亚模式”。
发展理论主要由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构成。
大约从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依附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在研究拉丁美洲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学者持有同样的观点。如埃及的阿明、德国的弗兰克都是著名的依附理论家。同时也有一批来自美国的激进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依附理论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进行研究，并以此激烈抨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依附理论基础的是下面的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并不像原来人们所认为的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处于同一阶段，不过一方是处于中心的地位，另一方则处于边缘的地位。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条件，而发达国家的发达则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当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功，但主要是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他们依附于西方国家而得到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往往是西方国家受益，第三世界国家受害。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Frank, 1967; Dos Santos, 1971; Amin, 1976)。
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第一，依附论者所讲的依附或依赖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理论所讲的依赖则是双向的。第二，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简单的“两分法”的倾向。依附论者简单地将世界划分为大都市与卫星国、中心与边缘。世界体系论者则把世界体系划分成“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等级。第三，世界体系理论指出，目前的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着的。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缘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在沃勒斯坦看来，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实现自己的升级。在世界体系理论之后，也曾出现一些新的理论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新比较政治经济学。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孕育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已经在发展研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它对有关现代化和发展的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并在发展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但相比之下，其理论的影响力比较有限。
[b]转型理论[/b]
而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社会学来说，奠定现代社会学基础的几位大师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韦伯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精神条件，尤其是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所面对的则是，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整合的机制是人们在共同经历基础上形成的“机械联系”的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整合机制则是“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是建立在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赖的基础上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的一些关怀，构成了古典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母题。
共产主义, 无疑是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 在其鼎盛的时期, 曾经囊括了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它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在近些年的改革与转型浪潮中, 这种文明的内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 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它在向何处去? 公正地说, 对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 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 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
这一点已经不仅仅是愿望或猜想，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现实。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和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Gil Eyal）和撒列尼（Ivan Szelenyi）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所有这一切可以启示我们，我们应当将这些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的宝库。
具体就发展社会学而言，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无疑为形成一种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相并列的转型理论提供了可能。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时间我国社会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变迁，我们就可以更深切地领会到这个转型过程所包含的极为复杂与独特的内容。我们还会记得，这个变迁的过程是从“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开始的。但没有多长时间，“四个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就被“经济体制改革”所代替。问题很清楚，如果不破除旧的体制，现代化的任务是无法实现的。而当我们这个社会踏上“改革”的路程之后，人们又会进一步发现，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因此可以说，转型中包含了现代化的内容，但转型不仅仅是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的关系也是如此。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讲要妥善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这也说明转型与发展不是一回事。在转型的过程中包含了发展，但转型决不仅仅是发展。如果我们将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独特文明，转型就是整个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独特之路。而作为发展社会学理论之一的转型理论，就是建基于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基础之上的。
[size=3] 二、转型与发展研究的新议题[/size]
客观地说，在当今社会学的大家庭中，发展社会学似乎处于一种相当不景气的状态。在世界体系理论提出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工作基本限于停顿；80年代风靡一时的东亚发展模式似乎给发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着90年代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东亚经济泡沫的破灭，相关的理论努力也就不得不匆匆收场。更令人尴尬的是，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如火如荼之际，以研究发展为己任的发展社会学却似乎陷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后一种情况实际上说明了现有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对于研究转型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局限性。因此，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b]社会主义与另一种现代性[/b]
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之所以可以为发展社会学提出新的议题，是因为这些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着明显的独特性。
发展理论的宏观脉络，往往来自于比较历史分析，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如此。如果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必须将其置于一个基本的背景之中，这就是近代历史上现代性的形成与扩张。在现代化理论看来，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在发展理论那里，虽然他们没有更多地讨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但其设定的发展目标与过程，暗含的仍然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而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却并非是从传统社会开始。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与现代性毫不相关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运动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独特反应，作为文明的一种形态，它用新的框架组合了诸多的现代性因素（阿伦特，1993；摩尔，1987）。哈耶克就认为，极权主义起源于一种过于相信理性能力的认识方法，一种基于这种认识方法的政治经济支配。而我们知道，对于人的理性的崇尚，恰恰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在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体制的分析中，无论是作为极权主义体制基础的“群众”，还是其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都可以在其中发现现代性的元素。而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几乎都是诞生在落后国家，至少以现代性的眼光来看是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们也几乎无例外地承认这种落后性，并由此引发了种种的“赶超运动”。如前所述，现代化理论中的趋同论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方向”上的趋同现象，并将其归因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与必然后果。但实际上，从现代性的角度说，这两个似乎针锋相对的文明本身就有很强的亲和性。
当然，社会主义对现代性的反应是独特的、扭曲的甚至是极端的。正因为如此，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它与资本主义作为对立的两极而存在。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对社会主义进行系统的讨论，仅就对发展研究而言，至少有下列因素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的。
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与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Karl Polanyi）曾将人类社会中的经济体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馈赠经济（即一般我们所说的传统的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都是从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与传统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开始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则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即再分配体制（与这种再分配体制相比，波拉尼分析的早期帝国中的再分配体制只能算一种雏形）。与之相伴随的，是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以我国为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步骤，国家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配置权。正因为如此，转型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不同的是，它在经济上的主题是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不仅成为推动整个社会转型的基础，而且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但在现实中，两者有时却处于矛盾之中。在苏东，经济体制的变革几乎无例外地在特定的时段中引起经济的不景气甚至严重衰退。因此，在转型中处理体制转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资源高度垄断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资源高度垄断下形成的是一种国家控制一切的总体性社会体制。这样的总体性社会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来的。在中国，除了资源垄断制度之外，在组织结构方面最重要的是城市中的单位制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通过这样的两种基本制度，使单位或人民公社的成员在多方面严重地依赖于上述两种组织。由于这两种组织本身就具有国家的派出机构的含义，因而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依附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国家的依附。同时，为了强化对社会的总体性控制，消除任何带有独立倾向的社会力量就是必然的。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原来独立的社会力量已经由于对国家的高度依附而丧失了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处于国家的控制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个背景下，转型的国家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总体性社会体制的不断弱化和解体，并由此产生市民社会形成与社会重建的主题。相反，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发展在这方面的主题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在不太精确的意义上说，两者的方向恰恰是相反的。
社会运作的动员方式。由于国家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以及缺少自组织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就成为运作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但同样是动员，在不同的国家却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按伯恩斯坦的分类，苏联的社会动员可以称之为“命令式动员”（command mobilization），中国的社会动员则是一种“参与式动员”（participatory mobilization）。最典型的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苏联，合作化是由城市工作队用强制的方式实现的。而在中国合作化运动中，虽然也向农村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但工作组的主要任务不是强制农民，而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使农民认识到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和经营方式是不合理的，个体的农民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景（Bernstein, 1970）。这种社会动员的运作方式，实际上也影响到后来社会转型的特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东国家，广泛的社会动员都成为改革一种重要的推动机制。不过，从趋势上看，随着新体制的建立，动员会逐步让位于科层化和常规化（routinization），从而与现代化的方向相一致。
[b]路径依赖与发展的逻辑[/b]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89年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并据此于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这本书。福山把苏联东欧体系的解体看作是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胜利，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从此一统天下，再也不会有诸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不同思想意识形态的生死斗争。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将是经济、技术和环境问题。因此，自由的民主制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也就在这一时代宣告终结（福山，1998）。于是，在五、六十年代由现代化理论挑起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否会趋同的辩论，似乎有了最后的结论。
然而，事情的结局果真是这样简单吗？在“历史终结论”出台10多年后的今天，转型国家在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的重大差异甚至转型国家内部在发展模式上的重大差异，都明确 地昭示人们，历史仍然在沿着不同的模式延伸。当然，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不是福山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否终结，而是转型国家所呈现的独特发展道路，以及这种（或这些）独特发展道路对发展社会学的学术意义。
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 它拥有自己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系统，是近些年来影响广泛的新制度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斯达克和倪志伟认为，这种逻辑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引申出来的, 国家社会主义既不像极权主义范式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 也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其未来是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而是应当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在这个学术脉络上，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正如斯达克和倪志伟所指出的，科尔奈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表现在, 扎实的经验研究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意识到“短缺经济”这样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独特经济现象所具有的深厚理论内涵，并在其背后发现了“软预算约束”这一独特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成为科尔奈经济学理论的两块重要基石。同时，他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为什么计划经济中的同一种机制（软预算约束）先是促成了迅速的经济增长, 然后又造成周期性的经济短缺, 并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科尔奈理论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对于“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这些独特经济现象和运作机制的发现，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斯达克和倪志伟指出，科尔奈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是, 他实际上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再生产的制度机制”进行了分析。像“短缺”和“软预算约束”这样的概念, 对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特运作过程是极为重要的。 (Victor Nee and David Stark.，1989)。
作为一套独特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转型过程中完全终结。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制约条件，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都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其内部不同的变种，也恰恰是与其历史遗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一批社会学家在致力于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比较研究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的。如果说福山等人说社会主义已经消亡而只剩下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制度和文明的话，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原来的资本主义理论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理论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有单一逻辑的统一体系。金和撒列尼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在古典社会理论中，资本主义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体系。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斯密和马克思那里，在这些古典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体系是由单一的逻辑构成的，这种逻辑扎根于个人理性之中，或者说是扎根在独特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中，特别是私有产权和市场整合的制度中”。“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在转型的时候，它们并没有趋向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们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不同于被我们称之为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认识的资本主义前景。因此，我们这些研究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人，可以揭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中这些新的成员（Lawrence Peter King and Ivan Szelenyi，2004）。
金和撒列尼更进一步将转型国家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自下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包括越南。第二种是自上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俄罗斯。第三种则是中欧，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金和撒列尼指出，这些国家之所以形成不同的转型模式，是与这些国家原来的历史遗产有着密切关系的，这种遗产特别是指原来的发展水平。启始条件的不同，不仅有着长远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阶级力量的构成以及精英内部的冲突。正因为如此，路经依赖理论在转型研究中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倪志伟指出，所谓路经依赖就是由前存的制度框架所形塑的社会变迁轨迹。在经验的层面上，路径依赖是嵌入于制度安排的长期趋势中。需要注意的是，路径依赖并不仅仅是阻碍制度变迁，它也会成为引发某种特定方向变迁的资源。不同的转型国家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与这种路径依赖有着直接的关系（Victor Nee And Yang Cao,1999）。
[b]社会重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另一种呈现[/b]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次重现，源于对转型或变迁动力的重新思考。西方发达国家近代的社会变迁是在长久发育的市民社会基础上进行的，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大多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而转型国家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在转型前，这些国家典型的特征是，国家不但垄断了社会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资源，甚至垄断了社会活动的空间，看起来无所不能的国家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在并非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消失了。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说国家控制着一切，社会几乎不存在，那么“巨变”和转型从何而来？其动力来自何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将来近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发展过程与从总体性社会的框架中重建社会的过程具有什么不同的含义？
探询社会主义国家变迁动力的工作由来已久。在1967年，在美国学术社团委员会的赞助下, 共产主义比较研究计划委员会指定了一个社会科学家小组, 来从事有关的研究工作。这个研究的基本结论可以概述如下：在革命后, 一旦政权已经得到了巩固, 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会致力于经济增长。这种增长要求实现工业化和引进现代技术, 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要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这种价值观和制度与革命热情、自上而下的动员以及全面性的控制是不相容的。罗文塔尔(Richard Lowenthal)在一篇论文中认为,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 即乌托邦式的革命目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罗文塔尔看来, 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经济发展的成功会强化自然的、自我维持增长的能力, 而这种增长与革命的热情越来越无关。他将在西方社会中发现的现代化逻辑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并认为, 当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水平的时候, 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 这种变迁将反应现代技术社会中的功能和价值。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在分析革命和大众动员是如何让位于常规化和工业化的时候, 将科层化看作是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性的一步。在科层化已经不成其为问题的时候, 他们又将现代技术和现代价值观的引进看作是现代化过程的主要特征。
对于转型国家大规模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何处，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答案。但没有疑问的是，用现代化理论的技术进步和科层化概念来解释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是远远不够的，相反，苏东巨变引来了学术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特别是对市民社会的重新关注。这也毫不奇怪。这样的学术兴趣首先来自波兰的社会转型过程。我们都知道，在波兰转型的过程中，团结工会和教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将社会转型的过程同时也看作是市民社会复兴的过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充满曲折。与最初人们对转型社会中市民社会的乐观看法不同，现在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在这些转型社会中，市民社会其实是很弱的。有人甚至极而言之是“市民社会的缺席”(Szklarski，1993)。伯纳德（Michael Bernhard）分析了波兰转型过程中市民社会由盛而衰的过程及其原因。他认为这与转型社会的历史遗产是由密切关系的。这些国家在改革前追求的是一种非资本主义式的现代性，在这种现代性当中，所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都被摧毁，秩序是自上而下建立的。这是一种社会“夷平”（levelling）的过程。在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横向社会联系的空间扩大了，但社会多元主义的空间仍然是很有限的。这与现代权威主义国家都是有明显差别的。独立的社会组织只有在危机的情境中才能出现，而危机一旦结束，空间又会收紧。同时，在转型中新出现的社会因素，也对市民社会形成了不利影响。有学者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配置政治权力和资源的基础机制(fundamental mechanisms)是很困难的。作为对原来体制的一种延续，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但许多市场要素特别是资本和劳动的配置仍然是掌握在官僚的手中。在转型的过程中，一种二元结构开始形成，一方面是没有大量补贴就无法生存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则是能够对市场机会做出灵活反应的新的经济体制。这些变化不仅造成了衰退、通胀和失业，而且改变了经济结构本身。二元社会的概念往往是用于对落后国家、依附型发展以及内部殖民主义的研究中，但转型国家的二元结构是不同的。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是由传统和现代的二元构成的，转型国家的二元结构则是由两种现代性构成的，即共产主义的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首先，经济改革改变了政治对立的阵营，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两极化。经济不景气削弱了对改革支持，并动员了对改革的反对力量，从长远来说削弱了市民社会的组织基础。同时，二元结构的存在也分裂了职业群体。这对于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市民社会显然是相当不利的（Michael Bernhard，1996）。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斯泰麦托伊（Peter Stamatov）在分析保加利亚社会转型的时候则提出了“不良公共性”（bad public）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与带有种族色彩的民族主义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裂痕联系在一起的（Stamatov，2000）。可以说，这是一个极有启示性的概念。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几乎总是不加分析地认为，只要是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的横向联系，只要是这样社会中的任何组织形式，就都是好的。这一点对于认识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改革之初，人们也曾将新的变迁动力寄希望于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发展。在当时，人们期望的是一种很理想化的情景。经过20多年改革和转型的过程，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了，但这种社会力量却是以断裂和失衡的状态呈现出来的（孙立平，2004），这就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分野和裂痕。在一方面，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构成一个巩固的联盟；另一方面，则是碎片化的弱势群体。其结果是两者争取自己利益能力的高度失衡。这种“不良社会”的出现，不但对社会的利益格局，甚至对整个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b]社会不平等的独特机制[/b]
社会不平等是发展社会学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在社会不平等问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体现为不同的逻辑。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在制度场面则体现为自由市场以及所提供的自由竞争的机会结构。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则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理论解释。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理论分析了社会的不平等状况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之间的关系。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着重强调的是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外部因素。
然而，转型国家所因循的是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逻辑。在转型之前，在这些国家种占支配地位的是再分配体制。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构成了这些国家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基本背景。其实问题还不止如此。转型国家转型前占压倒一切地位的再分配体制以及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给了人们一个机会来深入了解再分配与社会不平等以及与社会分层的关系。
转型理论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始于对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不平等状况的判断。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的社会不平等》一文中，撒列尼提出了一种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撒列尼将“非市场贸易”的概念应用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运行机制的分析。撒列尼认为，认识再分配经济的关键之点是分析剩余产品是经由何种过程被国家获取的。在他看来，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劳动力的价格是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确定的。由此，如果说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制度的话，那么，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特征就是劳动力的非市场贸易。工资和薪水是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易确定的，剩余产品直接集中到国家预算中来，并依据中央政府确定的目标和价值观进行再分配。正是通过这种配置过程，社会不平等形成了（Szelenyi, 1978）。
而对转型早期的研究，则表明了市场化改革具有一种明显的“平等化效应”。换言之，他们认为，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的受益者主要是在转型开始时处于不太有利的地位的那些人。他们认为，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新的企业家阶级，这个阶级是由新人构成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结构的顶端，实现了人员的根本更替。因而，至少是在改革的最初阶段上，社会中的不平等程度是有所下降的。作为市场转型理论主要代表的倪志伟自己也承认，这只是一个短时段的分析，也没有考虑跨地区、跨部门的不平等以及周期效应。而在进入改革中后期的时候，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急剧扩大，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罗纳—塔斯(Akos Rona-Tas)提出一个区分，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阶段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在罗纳—塔斯看来，侵蚀阶段基本上是自下开始的，推动这个过程的就是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人们；转型阶段则是自上启动的，它通过主要是通过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关键的立法行动实现的。在侵蚀阶段上，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将私营部门看作是敌对的，只不过是有所让步，承认它的临时存在的必要性。向市场转型则开始于国家对致力于合法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明确承诺，标志是保护产权、对私营部门不另眼看待。罗纳—塔斯认为，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的观点较适用于改革的早期阶段，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时期；而认为市场改革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观点则适用于描述改革的晚期阶段，即实际的转型过程。而撒列尼也力图通过不同市场类型的划分来解释市场取向改革的不同社会后果（Rona-Tas, 1994）。
转型理论对转型时期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孕育着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在此之前，对于社会不平等的解释主要是来自两个传统。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平等理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平等是根植于一种叫做市场的机制之中。市场中的竞争，特别是肆无忌惮的资本，是不平等的源泉。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国家的再分配来代替市场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场力图用再分配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巨大社会实验。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不平等理论。自由主义对不平等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是对立的两极。在自由主义看来，有权力介入的再分配才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因为权力在财富分配中的介入，会从根本上破坏公平。相反，市场机制才会提供平等的可能。当然，自由主义常常受到这样的质疑：在西方的自由市场社会中，不平等不也是普遍存在吗？但这不能动摇自由主义的信念，因为在自由主义看来，这些社会存在不平等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市场制度的不完善。
而转型理论则提出了第三种解释，即近些年来刚刚形成的关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尽管是对立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两者都是把不平等看作是某种经济整合机制的固有特征，而忽略了这种机制所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通过对上述国家市场转型过程的研究，他们发现，无论是再分配还是市场的经济整合机制，与社会不平等都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关系。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的制度中对于社会不平等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不平等的主要源泉，而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干预具有一种抵消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形，在这里，再分配制造不平等，市场则起一种抵消的作用。更抽象一点说，无论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总是服务于有特权的、有权力的富人的利益，而没有特权的人，无权的人和穷人就不得不依赖于第二位的、补偿性的机制。次级机制往往可以被那些在政治上处于被支配地位，在经济上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人们用来作为生存的策略。
新制度主义理论给我们分析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思路，促使我们去关注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机制问题。然而，如果直接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过去20多年间不平等的迅速增长，又可以发现是很不充分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另外一种理论的可能性：关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将市场与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假设成一定是反向的，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市场和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是同一方向的？事实上，中国过去20年间不平等状况变化的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的新假设提供支持。换言之，过去20年间我国社会不平等迅速增长的谜底可能也就在这里。造成90年代以来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的原因，既有市场的也有再分配的。这个事实表明了一种与新制度主义的假定全然不同的逻辑，即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与再分配对于不平等起的作用不是反向的，而是同一方向的。换句话来说，正是这两个因素同一方向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中国贫富严重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将发展社会学中三种理论模式的特征用下表来加以概括。
发展社会学的三种理论模式
主题 现代化理论 发展理论 转型理论
起点 传统社会 “落后”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变迁类型 传统-现代 传统-现代 传统-社会主义-现代
传统
或 大于 现代
社会主义
政体基础 市民社会传统 殖民社会或部族社会等 总体性社会
经济基础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 再分配经济
国际环境 支配 附属 对立与融合
不平等机制 市场 市场、传统经济、国际秩序 市场与再分配
变迁机制 现代性因素的生长 外部刺激与内部反应 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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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三、在实践中认识社会主义及其转型逻辑：中国经验[/size]
对于苏东，特别是中欧的市场转型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研究群体或理论学派，有人将其称之为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包括撒列尼和斯达克等。概括地说，布达佩斯学派对前共产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研究，具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无论是对于市场转型的研究，还是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布达佩斯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其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特别是撒列尼所主持的中欧精英转换的研究。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其对精英问题的重视，突出表现出这一视角的特征。第四，作为上述三点前提和基础的，是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在这些社会中，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
苏东的市场转型是与政体的断裂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市场转型发生之前，政体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样就为名正言顺的、大规模的、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在很短时间内，社会中基本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根本的改造。因此，布达佩斯学派有理由将他们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制度和结构的特征上，放在不同时期正式制度结构的比较上。顺理成章的是，在这样的市场转型过程中，知识精英起着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权力精英由于政体的断裂而失去了原有的资源，而新的经济精英还没有发育起来。这样就为知识精英发挥作用提供了舞台。正因为如此，布达佩斯学派对上层精英给予非常高度的重视，并使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视角。同时，对于研究大规模的正式制度的变迁来说，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的方式，也无疑是有优势的。
而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与之明显不同。就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而言，这种不同之处我们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孙立平，2002A）。
[b]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b]。
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背景上，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与苏东形成了明显的差别。这个差别是如此的重要，实际上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型过程。在苏东地区，80年代末期发生的剧烈社会和政治变革，几乎完全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自此之后，在这些国家，尽管在社会的基本走向上也存在种种的分歧，但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完全是在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束缚的环境下进行的。而中国的改革过程，人们一般称之为“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这个概念本身在中国具有多重的甚至是暧昧的含义。在改革策略的层面，“渐进式改革”与苏东国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改革形成对照。而在其实质性内容的层面上，则是强调自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基础上的自我完善（意味着苏东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但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概念，渐进式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性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与苏东不同的市场转型过程。下面要关注的是，这种独特的市场转型过程所推动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会具有的特点。
[b]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b]
这种“渐进式改革”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精英转换过程的差异。撒列尼等人的精英形成理论，是建立在“资本类型”和“资本转换”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的。在撒列尼等人的理论中，实际上存在这样两个基本的假设。第一，不同类型的资本是相对独立的；第二，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是可以转换的。然而，这两个假设的成立是有条件的。在苏东，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的形成，是以政体的非连续性为前提的。由于其市场转型是与政权的更替同时进行的，这就大大削弱了过去的权力资本操纵其他类型资本的能力。而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中的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没有同时伴随政权的更替，因而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其直接的意义是在于，即使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其他类型资本的控制和操纵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很难形成。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整个社会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不分化的总体性资本（total capital）的状态存在着，而不是以相对独立的资本的形态存在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的形成过程，就表现为，并不是不同类型之间的精英的转换，而是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这样的精英形成过程，特别是这种精英拥有的总体性资本这种特征，与东欧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形成是明显不同的。
[b]3、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b]
政体断裂背景下的市场转型，基本上是以立法、通过正式制度推进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也存在许多争论，但这些争论基本不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进行的，而主要是在策略和利益的层面上进行的。这种转型过程，为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中国的市场转型则是发生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之下。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争论。如改革初期关于市场经济合法性的争论，后来关于股份制的争论，关于私有化的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禁区。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成为市场转型的一种独特的成本。为了缩小这种成本，改革的推进者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将新的改革措施或市场因素纳入原有的意识形态当中，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另一种方式，则是“不争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能做不能说。而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的（孙立平，2002B）。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与苏东相比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独特性表现在：第一，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性的，在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第二，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第三，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第四，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时候，必须对非正式因素，特别是对体制的运作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意味着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要更加重视转型的实践层面。
进入市场转型过程的实践层面，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和组织的结构性特征上。
在《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一文中，我曾经提出走向对社会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其基本含义是重视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从这个实践过程中捕捉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实践逻辑，以更深入地理解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在最近几年关于中国农民口述历史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以及失业者社会保障制度运作过程的研究中，我们都曾努力将注意的焦点放在实践过程上（孙立平，2002B）。
这种研究视角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在最近几年中一直在倡导的实践社会学。这里所说的实践社会学（sociology of practice），强调的不是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实践性，不是社会学知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可应用性。实践社会学所强调的是，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实践社会学的要旨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实践社会学要研究的是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实践社会学意味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也就是说，社会事实的常态，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强调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并不意味着忽视结构与制度因素，而是更加重视运作中的结构与制度。第二，强调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在静态中难以展示出来的事物的逻辑。之所以要强调对实践过程的关注，从方法论上说是由于静态结构分析所存在的局限，这或许可以称之为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因为在静态的结构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都并不是前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相反，只有在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第三，实践“大于”静态的结构或制度，存在着一个“实践的增量”。所谓实践的增量，意味着实践要比静态的结构多出来一块。布迪厄论述过实践的紧迫性和实践的总体性等特征（Bourdieu,1977，1990），这些特征都是在静态的社会结构中没有的，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多”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只有在实践中出现和存在，在实践中起作用。正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使得我们可以对社会现象做出新的认识和解释。更进一步说，实践具有一种生成机制，在实践中新的因素在形成，即一种新的社会事实出现了。因此，实践是超越结构的，是不能还原为结构的。实践要比结构更多。将实践社会学引入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会使我们对中国改革和市场转型的过程产生新的理解。
在将实践社会学应用于社会转型研究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作为实践状态现象的转型过程的四个环节，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
社会转型的过程。过程实际上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入手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而在对过程的强调中，我们更加重视的是事件性的过程。因为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使得我们有理由更加重视它的实践过程。在现实中，人们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述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如官方话语中的“不争论”，民间话语中的“只干不说”，官方非正式话语中的“打左灯向右转”等。也就是说，由于结构性条件的限制，中国的社会转型采取了与苏东迥然相异的过程，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偏离。因此，只有了解实际的转型过程，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的逻辑。逻辑是实践社会学的目标。实践社会学在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时候，要发现的就是实践中的逻辑。然后通过对这种实践逻辑的解读，来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解释。虽然人们倾向于将改革看成是一个人为设计的过程，但实际上，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始，就会形成一种支配这个过程走下去的力量，即在实践的过程中塑造了进一步推进整个过程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在脱离了最初的阶段之后，过程中产生的逻辑就开始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因此，后来的转型过程与结果，实际上已经与最初的设计目标越来越没有关系。
社会转型的机制。从逻辑形成的角度说，机制是逻辑得以形成的方式；就整个转型过程来说，机制则是逻辑发挥作用的方式。社会转型的机制涉及从制度、结构到行为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社会力量的组合及其变动。正因为如此，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体制的变革，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对体制的适应。而到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结构先于体制定型下来；定型下来的结构开始影响和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孙立平，2004）。
普通人在社会转型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技术是指实践状态中那些行动者在行动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这些技术和策略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凸现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实践是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能动的作用，是塑造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践与理论有着明显的偏离，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更为突出，这样就为普通人在行动中运用技术和策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可以说，中国改革和转型的实际过程，就是人们在实践中博弈的结果。发现这个博弈的过程，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于更深入地理解转型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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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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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ast edited by aizhizhe on 2005-4-12 at 23:54 [/i]]
回复 #1 aizhizhe 的帖子
赞版主们选择这篇文章！早就想看了：） 孙老师的论文在《社会学研究》上早已经发了。我会仔细阅读的 我们在发展人类学的课上提出，发展是全球性消除贫困和相关联的问题的努力。但这这一努力在不同的文化中进行，它们分享不同的语言、历史和价值观。而人类学家的有力武器就是要提供地方性知识和群众的视角。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人类学家有面临着许多困境例如：人类学家真的在发展项目中能宣称足够了解社区吗？人类学家如何面对有政治目的的发展机构？人类学家应该为谁说话呢？我想请教一下：社会学家在这种发展工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不该忽视的地方
正如孙老师所言，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和民族国家同步发展过程，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民族国家建立前置型发展，即使在由再分配体制为主的社会主义转型为市场经济型社会中，也不同于东欧和苏联。在这种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连续性的社会转型中，制度依赖以及精英再生产，以及在光彩面子下面的非正式运作更为明显。于是我们不得不关注于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其重点在与强调面对大众的一些制度，规则，还有报道，甚至调查反映的并不是实际的情况，于是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于事件关注于民众话语中的实际。这是其意义所在，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竖起所谓的实践社会学这样的牌子呢？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事实，当然也有很多的人喜欢像经济学家一样动不动就用国家的统计资料，公司的对外公布的报表，国家的法律，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来说事。但大多数的社会学研究还是冲着事实去的。孙老师关于征粮过程的研究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征粮这样一个过程是怎样实际进行的，国家的权力和党对于社会的控制并没有下降到很多人认为害怕的水平。但这并不能否认其他大规模统治调查以及机制分析，就像孙老师自己做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分析一样。实践社会学因为其能够接触到的资料的有限性往往只能反映微观社会和小范围事件中的逻辑和机制，对于大规模的社会结构特征还得依赖于其他的方法…………实践社会学也有其运用范围的局限，这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并不是社会整体的实践能够纳入到一个事件当中，而事件往往是实践社会学存在的重要空间。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特征的研究，本人觉得对于转型前，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究竟遗留下什么？当时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运行实际是怎样的？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会有利于对今天社会转型特征的认识，一种体制的变化，当然有自上而下变革的原因，但是自下而上力量的成长是另一重要的原因，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是从原有制度中成长出来的，依据路径依赖的原理，社会改革对于原非正式结构也会有所依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到今天还有太多的东西没有搬到台面上来，社会底层现实运作情况是怎样的，还很不明朗，而对于这一实际遗留的分析，将有利于对于今天转型时期各种社会力量及其结构的分析。
当然还有很多要思考，熄灯了，明天再想……
转一篇郭于华老师的文章，部分回答楼上朋友的问题
我们需要一种贯穿传统社会、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眼光郭于华
转型社会学是当前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向，而要解析社会转型过程，要回答当前各种社会学问题，没有对中国社会通透性的理解、没有一种历史的视角是不可能的。通透性的历史的理解就是贯穿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洞察力和想象力。
孙立平老师在“中国社会”的课堂上讲到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课后有同学提问“大zhai or 大zhan是什么”？孙老师愕然。是啊，大学生不知道“农业学大寨”似乎不应该，可是，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不是有中学生把雷锋的殉职说成是“驾驶技术不好出事故而死”、把老师家长气得鼻子歪的事吗？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个“健忘一族”，不必说太久远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刚过去不到30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孩子们来说已经是“史前史”了，甚至更近一些的事件都在渐渐淡出民族的记忆，在亲历者的头脑中模糊，在后来者的印象中扭曲。说到记忆与忘却，我总是会想起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著名的《1984》中所描述的记忆剥夺和历史重构——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这种记忆剥夺和历史重构是一种治理技术——因为“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通过改变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源泉。
我总是感叹，幸亏我们还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知识分子中还有顾准、李慎之、李锐等人，他们不仅仅在极权主义统治的重压下保持了人格、尊严和独立的思想，而且使全民族免于在暴力与屈从的泥沼中灭顶，使知识界免于全军覆没于灵魂的丧失。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今天又有多少人还知道他们，还记得他们。忘记过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民族而言，都将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一个健忘的民族是可悲、可耻的，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需要良知和记忆，需要洞穿历史与现实的眼光，需要深沉的悲悯之心和浑厚的智慧，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的、拥有最多人口的、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以及它的大转变。这个社会生成于前现代即传统的农业社会，经历了极为独特的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文明”半个世纪的治理，而今天又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过程之中。
有人可能不同意“共产主义文明”的提法，毕竟“文明”这一概念指的是宏大的、形态完整并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的文化与社会；然而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和标榜的社会难道够不上这样的“文明”标准吗？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来看，超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都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历史。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文明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性。正如孙立平反复强调的，一种文明，只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它最终的命运如何，都会对人类的智慧构成严峻的挑战：这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这种文明从文化到制度是怎样运作的？共产主义，无疑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在其鼎盛的时期，曾经囊括了人类的三分之一人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在向何处去？公正地说，对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孙立平，2004）。
我们关注今天的社会转型，就不能不关注转型前的社会即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不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传统社会。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是共产主义文明产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会转型的基础和条件。传统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这三者交织叠加在一起，错综复杂难以辨析，但却构成我们实际的学术和思想的资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一种贯穿传统社会、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眼光的原因所在。
这几天网上的一篇《沫若祭》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对郭沫若没有好印象，认为他是趋附权势丧失灵魂的无行文人，可这篇祭文读后却让我心痛不已而且思索再三。郭沫若有才情没有人格。有文学没有政治。有脸无皮。他用文学敲开政治大门，而政治最终又谋杀了他的文学。沫若以《女神》燃烧了旧中国。一句“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足以使他在文学史留名。沫若又逢伟大领袖。倘若作为政治领袖的那个人不是文人，沫若仍可以做文学。偏偏那个是文人，沫若则只好搞政治了。领袖号召除四害，沫若遂做诗发表……。文化革命起，沫若却被放在油锅上煎。他和他的作品都被批判。连儿子也不能幸免。1967年4月，小儿子郭世民在音乐学院被批斗，自杀。整整一年以后，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学院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死亡。接连失去两个爱子，沫若肝肠寸断，但他仍不怀疑那场吃人的革命，更不怀疑领袖。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每到夜深人静时，沫若就伏在办公上桌上，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一抄就是一整夜。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对儿子深深的父爱，溶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然而就在儿子死后两个月，在一次会议上，他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不独郭沫若，还有老舍先生。老舍年轻时倜傥不羁，嫉恶如仇。他与朋友在饭馆吃饭时，曾从鞋底抽出钞票付账。朋友问他钞票为何藏在鞋中，他指着钞票恨恨地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要压迫它。”年轻的老舍，文稿常被编辑改动，深感头疼，某次，他把书稿送出版社后，在旁标明：“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可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老舍，自杀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竟是《陈各庄上养猪多》：“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太平盛世投进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他是手握一卷平素抄写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尸体四周水面上漂浮着和陪伴着他的是他工工整整抄写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刘亚洲，沫若祭[url]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3253&extra=page%3D1[/url]）
这篇祭文使我夜不能寐。究竟是什么样的治理技术，能够将人改造成这般模样？究竟是什么样的奴役，能够如此扭曲人的心灵，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在人的内心造成如此恐惧？能够让人自觉地建造起精神的牢狱？这当中的机制、逻辑到底是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探究、去破解吗？我们曾经有限地经历了那一幕历史，我们就有责任记录和解析它，并且让下一代了解它记住它。我们身为这个民族的成员，我们生于这样一个转变的时代，我们还是以社会研究为志业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完成破解共产主义文明逻辑的使命，至少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了。否则，我们民族经历的所有苦难将毫无意义，我们作为社会研究者也就白来这世上一遭。
[[i] Last edited by thslping on 2005-4-14 at 23:56 [/i]]
关于转型社会学的初步设想
关于转型社会学孙立平
这本书收录了本人从1994年以来撰写的13篇论文（其中的几篇是与朋友合作完成的）。这些论文共同面对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转型特别是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更明确地说，这些论文代表了作者本人和学界的一些朋友力图创建一门转型社会学的努力。
创建转型社会学的设想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信念：如果将中国、前苏联、东欧改革前的社会形态视之为共产主义文明的话，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
在发表于《中国书评》1995年第一期的《从工厂透视社会》一文中，我曾经写过这样的几段话：
一种文明, 只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无论其最终的命运如何,都会对人类的智慧构成严峻的挑战: 这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 这种文明从文化到制度是怎样运作的? 这些问题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和学者。
马克思、韦伯、汤因比、布罗代、沃勒斯坦这样的大师, 似乎终生都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文明是怎样产生的? 其内涵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共产主义, 无疑是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 在其鼎盛的时期, 曾经囊括了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近些年的改革浪潮中, 这种文明的内部, 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 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它在向何处去? 公正地说, 对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 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 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
更进一步说，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从社会学来说，奠定现代社会学基础的几位大师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韦伯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精神条件，尤其是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所面对的则是，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整合的机制是人们在共同经历基础上形成的“机械联系”的话，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整合机制是什么？他将这种新的整合机制称之为“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是建立在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赖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的一些关怀，构成了社会学的基本母题。
而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前苏联、东欧改革前所代表的文明形态及其历史性转型，正在开始成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这一点已经不仅仅是愿望或猜想，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现实。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前苏联和东欧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和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Gil Eyal）和撒列尼（Ivan Szelenyi）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所有这一切可以启示我们，我们应当将这些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一个学术资源的宝库。
将转型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性的概念提出来，至少有这样的两层含义。第一，转型社会学不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种理论视角。记得在80年代，也有人提出过想建立“改革学”之类学科的设想。最后是不了了之。原因之一，是其努力具有一种非学科化的特征。有人为这种改革学设想的是包括改革的内涵、改革的阶段、改革的策略等等内容。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基本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之一，也许是缺乏学科的背景。而转型社会学，面对的则不是这样操作性的问题。转型社会学意味着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这种独特文明运作逻辑的理解，以对这个逻辑及其变迁的理解为基础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也就是说，转型社会学要面对的不是某一类特定的现象，而是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社会转型这个基本的背景框架之中，更确切地说，是置于有关这种转型的知识框架之中。第二，转型社会学是一个相对独立进行知识积累的学术领域。如前所述，转型社会学是建立在对于整个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的理解之上，所形成的是有关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系统知识。这里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如同资本主义文明一样，这个共产主义文明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也是具有一套互相联系的逻辑的。这是将转型社会学看作一个可以相对独立进行知识积累的领域的现实基础。
这里所收集的，实际上只是我们近些年来所作努力的一部分，这些成果更多地是对社会结构框架极其变迁的分析。而近年来我们进行努力的另一部分，则集中体现在本书所选的最后一篇论文即《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中。在2000年卷的《清华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我和我的同事郭于华教授以及我原来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的几位学生的一组论文，总的题目是《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这组文章的意义在于，力图将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结构来理解，而且是作为一种实践形态来理解，同时，在这组论文中提出了“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期更好地来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更好地来面对共产主义文明在普通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作逻辑。我们相信，对共产主义文明在普通人日常生活实践中运作逻辑的理解，将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在这些论文即将结集出版的时候，我要对那些经常在一起讨论的朋友们表示感谢，特别是现在已经成为我同事的沈原博士和郭于华博士，其中的一些观点就是在与他们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中形成的。
《转型与断裂》序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再说转型社会学
其实，如同上文所说的，转型社会学意味着对一个与资本主义文明并行的文明的基本价值、运作逻辑、制度安排的理解。《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不过是首先将可以明确在发展社会学中定位的那部分内容摘取出来。而转型社会学的内涵比这要丰富得多。如何理解共产主义文明？
如何理解共产主义文明？对于资本主义文明，韦伯、桑巴特、马克思、涂尔干等都做出了有学术力度的分析。其中，韦伯的理性化的概念可看作是更基本的，因为理性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和逻辑基础。。
那么，共产主义的对应物是什么？
大家可以重新读一下阿伦特、波普尔、哈耶克对极权主义的讨论。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心一下清华社会学论坛上的一些文章
社会学论坛中的“转型社会学”和“转型社会学”（内部版）关于实践社会学中“过程－事件“过程方法的讨论
实践社会学，过程－事件分析方法，断裂社会等等是孙老师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倡导采用以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实践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具有断裂特征的，表里不一致的转型社会。学生在最近撰写的挑战杯论文的已有研究的概括中有这样一段话：
针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变通性，以孙立平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倡导“过程－事件”分析方法，追求在事件过程中把握“实践形态”的国家—社会，国家—农民间的互动关系，涌现了一批研究作品如探讨权力的变通而复杂的执行过程的研究（孙立平），“问题化”过程中“国家－农民”行动策略和边界研究（应星、晋军）……他们将重心放到了事件过程当中，但对于“事件”与“日常”的关系以及两种状态中主体行动逻辑的一致性分析不够，从而没能更多的“跳出事件、走出过程”，更觉仅仅是对“事件”的研究，对“日常”关注稍嫌不足。
正如应星老师在给我们上中国社会结构和转型的时候总结过程－事件分析方法的时候总结的一样，这种方法的应用必须有”事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日常生活并不表现为事件形态，但其却是实践的主体。现有的对于‘过程－事件’分析方法的应用，某种程度上过度的关注于”事件“而对于事件与日常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和差异没有足够的关注，因为”事件“－－足够足够称得上是事件的实践，在实践中并不占据主体，尤其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初级群体社会的农村，事件给生活带来了改变和对于日常逻辑的放大性的体验，但是怎样来通过这种放大的体验来还原和解释日常状态，以及日常状态究竟和事件有没有差异，这些仍然需要考虑。
此外，从涂尔干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概括，以及其关于自杀的经典性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社会事实，这些事实不想‘事件’一样，有着某种清晰的主体的行动逻辑在里面，－－－这中逻辑和意义在韦伯那里得到了特别的注意。当我们面对这种统计的事实，这种由众多的彼此”不相关“的子事件组成的大于”子事件之和“的社会事实的解释我们应该怎样的应用实践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呢？
实践社会学的含义
实践社会学有双重含义：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epistemological。这主要说的是静态结构中的不可见性，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发现的现象与逻辑。二是 本体论意义上的：ontological。我曾经讲过一个概念：实践的增量。就是说实践比静态的结构多出来一块。 Bourdieu也讲过实践的独特性。这样， 实践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
迈向实践的社会学
迈向实践的社会学孙立平
一、实践社会学的提出
问：在最近的几次学术会议上，您都在讲实践社会学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似乎在青年学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走向会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孙：不错。在最近6、7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用口述史的资料收集方式来研究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题目，比如当代中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从前年开始，我们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或实践社会学的概念。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概括在上述研究中理论上的发现。
在去年5月20日举办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上，我曾经做了一个题为《迈向实践的社会学》的演讲，首次公开提出了实践社会学的概念。接着，在7月湖北荆门的“农村研讨会”和同月吉林大学的“社会学与东北社会结构变迁研讨会”、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研讨会”上，也从不同的角度讲了同样的题目。
问：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发表在《清华社会学评论》创刊号上的你和你的同事、学生做的关于当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你们在使用一些新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很独特。但为什么要把这些研究的特点归结为实践的问题。
孙：其实，实践的问题，也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前些年我们在农村中进行考察的时候，发现一个很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目前国家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农村中存在着？或者说还在多大的程度上在农村社会生活中起作用？
当我们在农村进行实际调查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种很矛盾的现象，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悖论。从一个方面看，发生在80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和运行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家在农村的弱化和衰败。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国家从农村的撤退。换一个方面角度来说，则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与瘫痪。对此，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的报告中还是在新闻媒体上，都有许多的报道。人们由此所看到的是一种国家对农村社会生活的控制已经相当有限甚至是无力的情景。我们在农村调查时也常常接触到似乎可以印证这种描述的场景。许多乡镇干部或是忙于乡镇企业的经营活动，或是打牌赌博、大吃大喝，或是无所事事、迟到早退；一些村庄的干部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过党支部会和村委会了，甚至村里的主要干部都已经外出打工去了。
然而这只是一方面的图景，而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我们还会看到同时存在的另外一种图景。即在这样的一种组织结构特征之中，国家对农村社会生活也并没有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意志在农村中仍然基本得到了贯彻执行。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会知道，作为国家机构最低一层的乡镇政府要村庄去做的，或者是村庄对农民要做的，主要是定购粮的征收、三提五统款项的收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我们可以将这些看作是在农村中国家意志的“最实在”的体现，或者看作是国家控制农村的指标。这些事情对于乡镇而言，是行政任务，而且是最棘手的行政任务；对于村庄干部而言，不但无法从中得到利益，而且要得罪人，并且得罪的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邻；对于农民而言，这些事情无疑是消极的，并且不时发生种种的抗拒活动（在我们所做的定购粮收购的个案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应当说，这些工作有着极大的难度。但尽管如此，就全国的情况而言，虽然在实现国家这些意志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的问题（如农民的抗拒和政府的强迫，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逼死人命的事件），但可以说，该征的粮食基本都征上来了，该收的钱基本都收上来了，控制生育的目标也基本达到了。也就是说，国家的意志得到了基本的贯彻和执行。如果说在农村中政府已经处于一种相当衰败的状态，对这种结果如何进行解释？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工作中的难度，就不会将这个现象简单地解释成一个软弱的组织结构在完成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如果反过来说，能够根据国家的意志得到基本贯彻执行的结果，就断言国家在农村中的存在仍然是相当强有力吗？恐怕也不能。因为组织结构的软弱与涣散问竟是一个相当普遍而严重的事实。
问：你是说在静态的组织结构上很难对这种矛盾的现象进行解释，从而需要进入国家权力在农村的实践形态？
孙：是的。这种矛盾在我们的脑海中首先形成的是种种的困惑。接着的问题是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解决这种困惑的答案。在对一些具体现象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或者说是权力运作的实践状态，可以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提供解释。我曾经与一位有农村基层工作经验的朋友讨论过我们学术界经常遇到的“两难困境”的问题，即我们在理论逻辑上感觉是矛盾的那些现象。典型的就是互为条件的问题，A要以B为条件，而同时B也要以A为条件。在理论和逻辑上我们遇到难题了。但在这位朋友所讲到的农村工作的实际过程中，所谓“两难困境”的问题，并不象在理论和逻辑上表现出的那么突出。在这个方面促进一下，再在那个方面促进一下，问题就解决了。这使我们意识到静态的逻辑与动态的逻辑、理论的逻辑与实践的逻辑之间的差别。在我们所做的几个案例当中，都可以看到，实践的逻辑是如何为这种矛盾或悖论提供新的解释的。
二、实践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问：实践这个概念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经常被使用，而且是经常在非常不同的场合或领域中被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概念有点多少被用滥了感觉。那么，如何界定你所说的实践社会学？
孙：这里所说的面对实践的社会学，强调的不是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实践性，不是社会学知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可应用性。面对实践的社会学所强调的是，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什么是实践？什么是社会现象的实践形态？大体上说，实践状态就是社会因素的实际运作过程。面向实践的社会学，所要面对的就是处于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社会现象。对于过去人们主要从静态角度关注的现象，如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等，面向实践的社会学意味着要从实际运作过程的角度重新加以关注。
实际上，这涉及到对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的看法，或者说，涉及到对社会事实性质的假设。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的。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在传统上，人们往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一种固态的、静止的、结构性的东西（在涂尔干那里是一种集体表象）。面对实践形态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则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也就是说，社会事实的常态，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就如同在印象派画家的眼中，空气和阳光是流动的一样。
问：我注意到你们的那组文章用了一个总的专题式的标题：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实践形态，将会对这种关系产生什么样的新的理解？
孙：近些年来，我们在经验研究中，对面向实践形态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特别是在有关国家--农民关系若干个案研究中，我们试图面对的，就是一种我们称之为“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或者说，是一种实践形态的国家--农民关系。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扩展一点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重要研究主题之一。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要么是将这样的一种关系看作是一种关系模式，要么看作是一种结构体。有关中国农村中国家--农民的研究也是如此。这些研究大多是将国家--农民关系看作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他们试图回答的是，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一种模式，是什么样的因素造就了这样的模式，这样的结构模式意味着什么，这种关系模式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结构体。还有些类似的研究，则面对着双方力量的强弱（最典型的是强国家--弱社会或弱国家--强社会等模式的提出），各自的自主性等问题（特别是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中对国家自主性问题的研究）。
但在这种静态结构模式的研究之中，国家--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被屏蔽掉了，这就是：国家--农民关系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这种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呈现的？在实际的实践状态中，有无一些新的而且重要的因素在生成了？运作的过程仅仅是结构因素在动态过程中的展开吗？国家--农民关系，如同许多社会现象一样，本身是“生动”而“热闹”的。如同在我们的个案研究中所表明的，如果离开诸如定购粮的收购、逼民致富、上访等这些具体的实践过程，国家--农民关系只是一种抽象。国家--农民的关系存在于哪里？就在这些具体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中。
以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是一种与静态结构分析相当不同的研究途径（approach）。举例来说，农村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既可以看作是一种静态的结构，由此来研究两者力量的强弱、支配关系等问题，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实践着的动态过程，可能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行动中的（in action）国家--农民关系”。不同的研究途径，所要分析的问题是不同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实践社会学会忽视结构性因素。也可以这样说，它重视的是处于过程之中的结构因素。换言之，在实践社会学看来，实践也就是结构的运作状态。比如，在收定购粮的案例中所涉及到的征收者--被征收者的地位、双方的权力关系、制度的背景等，都是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结构性要素，同时也是实践社会学关注的焦点之所在。
问：一种新的研究途径的提出，往往取决与有没有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或者更明确地说，要解决怎么样来做这个研究的问题。实践社会学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面对实践现象这个问题，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的。
孙：在最初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提出实践社会学这个概念。在那组文章中，我们虽然整个专题使用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这个提法，但在文章中讲的更集中的则是“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
我们知道，在社会学中，实践的概念，是布迪厄领回来的。他刚刚去世，是一位社会学的理论大师，也是实践问题的主要倡导者。他对于实践特征的分析，可以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他讲得最好的是实践的紧迫性。在实践的过程中，时空出现了，因而也就出现了紧迫性的问题。这是实践本身所独有的，在静态的结构中，由于不存在时空的问题，特别是不存在时间的问题，紧迫性就不会出现。当然，重要的不是紧迫性本身，而是通过紧迫性我们可以理解实践的独特性，静态结构层面上不具有的品格。因为这种特性和品格，在实践的活动发生之前，是并不存在的。但在把实践社会学付诸实践的时候，布迪厄失败了。他对实践的分析仍然是衷情于定量和结构分析，对于总体性本身在实践中的生成机制，他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到。我觉得是否可以说，他是用一种非实践的精神与方式对待实践的。原因是他将实践抽象化了。于是实践就死掉了。惯习、场域这样的概念，虽然单独地使用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却没有激活实践。只有再现实践的活的、热闹的本性，我们才能真正地面对实践。我们才可以看到实践的独特性只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实践是一种链接，一种粘合，是社会现象的再生过程。如果说，社会生活中真的有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的那种符码（code）的话，那这种符码有相当一些是存在于社会现象的实践状态中。
[b]我们提倡“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目的是为了接近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找到一种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布迪厄在倡导实践社会学上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面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实际上，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是非常难以接近的。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稍微有点物理知识的人都知道，阳光是流动的。有的人还会进一步说，流动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但如果让一个画家在画布上把阳光的流动性再现出来，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印象派画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过程--事件分析”分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把实践弄死的地方重新激活了它，让实践真正成为一种实践的状态。事件性过程的特性是把实践状态浓缩和集中了，因而包含了更多的信息。这是其一。其二，事件性的实践过程，具有一种创造性的机制。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链接与粘合，是一种生成的机制，是一种过程的再生产过程。其三，也是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实践状态的可接近性。但是“过程--事件分析”只是接近实践，并不是分析。对实践形态社会现象的分析，是需要另外讨论的一个问题。 [/b]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又进一步地将实践社会学的关注点，概括为四个因素，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在这里，过程主要是指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事件性的过程”。过程实际上也是实践社会学的基本入手点。因为正是过程，特别是事件性过程，才会将实践的逻辑鲜明地展示出来。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做的几个个案，基本上都是事件，展示的都是这种事件的过程。当然，这些事件在类型上是不一样的。“种洋香瓜”是一个很紧凑很集中的事件。“上访”则是一个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大的一个过程。而“定购粮收购”，则是一个由许多小的事件构成的一个松散的过程。但不管是哪一种事件，其过程都给我们展示了许多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就是机制。机制实际上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那些因素起作用的具体方式。比如说，在“收粮”的过程中，那些“非正式因素”是如何介入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的？这些非正式因素，是以怎样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技术则是指在实践的过程中，实践活动的参与者在使用怎样的一些技术和策略，以及他们是如何使用这些技术和策略的。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因素呢？主要是为了凸现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实践是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能动的作用，是塑造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逻辑，则是我们研究的目标。实践社会学在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时候，要找到的，就是实践中的逻辑。然后通过对这种实践逻辑的解读，来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解释。
三、实践增量与社会转型研究
问：在完成那项“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的研究之后，关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有没有新的进展？
孙：我们最近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将实践社会学引入对“市场转型”的研究。大家都知道，在最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对于前苏联、东欧、中国改革过程的研究，在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在社会学中，这些研究主要是的“市场转型”的大题目下进行的。而且从前面的情况来看，这项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学学术进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位著名美国社会学家就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不是在与主流社会学进行对话，而是其本身，就是主流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问：那么，将实践社会学引入市场转型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
孙：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首先说明目前市场转型研究的一些基本特点。目前的市场转型研究，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在东欧和中欧国家来做的。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elites）转换问题。
概括地说，目前的市场转型研究，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无论是对于市场转型的研究，还是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布达佩斯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其结构性特征。
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特别是撒列尼所主持的中欧精英转换的研究。
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其对精英问题的重视，突出表现出这一视角的特征。
第四，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在这些社会中，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
在这当中，第四点是非常重要的。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理论取向、研究视角和所使用的方法，都是与此有着直接关系的。苏东的市场转型是与政体的断裂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市场转型发生之前，政体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样就为名正言顺的、大规模的、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在很短时间内，社会中基本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根本的改造。因此，布达佩斯学派有理由将他们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制度和结构的特征上，放在不同时期正式制度结构的比较上。顺理成章的是，在这样的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知识精英起着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权力精英由于政体的断裂而失去了原有的资源，而新的经济精英还没有发育起来。这样就为知识精英发挥作用提供了舞台。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在布达佩斯学派中，为什么对上层精英给予非常的重视，并使用自上而下的视角。同时，对于认识大规模的正式制度的变迁来说，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的方式，也无疑是有优势的。
问：将实践社会学引入市场转型研究，会对这个研究领域产生怎样的影响？
孙：我们最近正在对我们这些年来所做的研究工作，也包括一些朋友和同事所做的研究做一些整理，从实践社会学的角度重新来加以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学正在形成一些非常有特点、甚至是有很强的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也许我们可以从实践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些成果进行一些讨论。从上面我们对主要以苏东为研究对象的市场转型理论的概括，我们可以看出其有四个基本的特点。我们的讨论也就与这些特点联系起来谈。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改革过程或市场转型过程与苏东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表现在，在苏东，由于市场转型是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断裂同时进行的，而中国的市场转型则是在政体连续性背景下进行的。过去我们将这种转型称之为渐进式改革。这个差别是如此的重要，实际上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型过程。在苏东地区，80年代末期发生的剧烈社会和政治变革，几乎完全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这种市场转型的特点，在造成种种的社会动荡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市场转型的进程。以私有化的过程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到了90年代，在80年代之前还以种种隐喻的方式进行的辩论，已经代之以大规模的立法。这种市场转型的方式，就为正式制度起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其他的方面大体也是如此。
而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人们一般称之为“渐进式改革”。所谓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含义其实就是政体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而就对市场转型的研究而言，这种特殊的转型过程有着多方面的学术含义。我们这里至少应当关注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二是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资本转换”和“精英形成”是市场转型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撒列尼等人的理论中，实际上存在这样两个基本的假设。第一，不同类型的资本是相对独立的；第二，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是可以转换的。正是以这两个概念为基础，然而，这两个假设的成立是有条件的。在苏东，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的形成，是以政体的非连续性为前提的。由于其市场转型是与政权的更替同时进行的，这样就大大削弱了过去的权力资本操纵其他类型资本的能力。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政治资本的相对弱化，是其他类型的资本形成相对独立性的条件。而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中的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没有同时伴随政权的更替，因而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其直接的意义是在于，即使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其他类型资本的控制和操纵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很难形成。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整个社会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不分化的总体性资本的状态存在着，而不是以相对独立的资本的形态存在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的形成过程，就表现为，并不是不同类型之间的精英的转换，而是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在《社会结构转型：中近期的趋势与问题》一文中，我们指出，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
问：刚才您谈到，这种独特的市场转型过程，也会对社会生活的运作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孙：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实践社会学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中的极端重要性。如上所述，政体断裂背景下的市场转型，基本上是以立法、通过正式制度推进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也存在许多争论，但这些争论基本不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进行的，而主要是在策略和利益的层面上进行的。这种转型过程，为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中国的市场转型则是发生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之下。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争论。如改革初期关于市场经济合法性的争论，后来关于股份制的争论，关于私有化的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禁区。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成为市场转型的一种独特的成本。为了缩小这种成本，改革的推进者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将新的的改革措施或市场因素纳入原有的意识形态当中，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另一种方式，则是“不争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能做不能说。而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的。
在《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一文中，我们对“变通”这种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机制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变通既不是一种完全正式的制度运作方式，也不是一种完全非正式的制度运作方式，而是介乎于正式的运作方式与非正式的运作方式之间的一种准正式的运作方式。更确切地说，变通实际上是一种正式机构按非正式程序进行的运作。进行变通的主体都是在制度中拥有合法地位的正式机构，或者是地方政府，或者是政府中的有关部门，或者是延伸着政权的社会控制和管理功能的企业以及其他单位。这篇文章特别指出，变通的最微妙之处在于它对原制度的似是而非全是。也就是说，从表面上来看，它所遵循的原则及试图实现的目标是与原制度一致的，但变通后的目标就其更深刻的内涵来看很则与原制度目标不尽相同甚至根本背道而驰。
[b]在这里我觉得必须提出和强调一个概念，这就是“实践的增量”。所谓实践的增量，意味着实践要比静态的结构多出来一块。前面我们曾经讲到过布迪厄对实践特征的论述。他所讲的实践的紧迫性和实践的总体性等特征，都是在静态的社会结构中没有的，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多”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只有在实践中出现和存在，在实践中起作用。正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使得我们可以对社会现象做出新的认识和解释。在研究忆苦思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政治运动表现出一种很强的实践的总体性。我们都知道，我过于的几十年中，特别是在改革之前，政治运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许多的社会生活，都是依靠政治运动来推动的。对于政治运动的作用，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但为什么在社会生活中要频频地使用政治运动？一种解释是，当时社会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至少在主观上是为了通过政治运动来达到改造人们的思想的目标。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动员的方式，由于当时社会生活科层化的程度低，许多社会生活就只能通过政治运动来推动。但我们在研究忆苦思甜的时候发现，政治运动的作用还不仅如此。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进行忆苦思甜，特别是土地改革时期的诉苦，可资利用的条件，相对于那样一场大规模的改造社会的运动来说，是相当有限的。这些条件主要是，党有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关系的理论，农民由于分得了土地而产生的朴素感情，还有一个就是不同农民以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传统的怨恨。这样的三个因素，并不足以造就一场如此深刻的政治运动。因为这些因素之间是断裂的。但运动的实践过程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实践的生成机制。也就是说，在实践中生成了一种新的东西，总体的东西。
对于总体性本身在实践中的生成机制，我说的是一样一种意思：我们可以假定在市场中有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但这时双方是孤立的。接着实践发生了，就是双方的买卖行为。买卖行为就是实践活动。是实践活动，把买卖双方现实地联系起来了。这时，买卖活动和买卖双方一起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事实。这个总体性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一种新的东西的生成。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实践具有一种生成机制。因此，可以说，实践并不仅仅是结构的运转状态（如同在结构与行动的概念框架下讨论的那样）。实践是超越结构的，是不能还原为结构的。实践要比结构更多。这也就是，在“过程--事件分析”中说的“过程本身造就过程的逻辑”和“过程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解释源泉和解释变数”的意义。[/b] 理解实践的这种总体性，特别是其生成机制，对于我们理解市场转型问题有重大意义。我们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是如何成功的？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在许多情况下，有关的政策规定是相当模糊和破碎的。如果仅仅从有关的理论和政策来看，许多事情是做不好的。但在实践中，创造性出现了。所以，将实践社会学引入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会使我们对中国改革和市场转型的过程产生新的理解。
四、日常生活与深度个案研究
问：前面你还谈到过已有的市场转型研究具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多使用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从实践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在这两个方面会发生什么变化？
孙：在前几年由伊亚尔和撒列尼等人所著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一书中，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的视角是自上而下的。这是和苏东特有的市场转型过程直接相关的。如同上面已经指出的，苏东市场转型的基本特点是经济转型伴随着政体和意识形态的断裂。这样就为政治因素、正式制度、上层精英等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在研究这种市场转型的时候，研究者们关注上层精英的作用，关注是哪些精英在替代着哪些精英，这种替代与他们所拥有的资本类型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与之非常不同。由于市场转型的许多具体过程是以变通的方式进行的，这就给了下层官员甚至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使得他们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进行新的创造。因此，研究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就不能不关注他们的作用。
这样，在从实践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市场转型的时候，就需要认真研究和分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因为市场转型的实践逻辑往往是在那里产生的，也往往是在那里体现出来。但这个时候就涉及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作什么东西。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受到两种理论模式的影响，一种可以称之为整体论模式，一种可以称之为本土性模式。前者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中心论。这种模式表现为：强调党和国家机器的压倒一切的作用，强调正式体制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不承认自主性社会生活的存在；认为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力量和大众文化，民众是被动的，民众的反抗如果不是没有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在压倒一切的党和国家的支配下，社会生活是整齐划一的；变革的动力来自党和国家机器的推动。8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体现着这样的一种理论取向。而本土性模式的形成，最初来自于对整体论理论模式的批判。这些学者强调的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地方性知识的作用，而这些地方性知识往往是与传统的血缘格局、地方宗教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的，是一块没怎么受外部权力渗透的净土。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强调，与上面的两种模式是不同的。我们不是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作是一个完全自主的领域，而是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和互动的舞台。因此，我们要采取的，也不全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而是强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的均衡和整合。实现这种均衡和整合的关键，就是关注作为国家和民众相遇并互动舞台的日常生活。
最后是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应当承认，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是当代社会学的主流方法，对于许多社会现象的研究，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任何研究方法的作用都是有边界的。对于研究社会生活实践状态中逻辑，我觉得深度的个案研究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因为它可以使得我们深入到现象的过程中去，以发现那些真正起作用的隐秘的机制。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案研究，而是注重“事件性过程”的深度个案研究。这种研究策略和路径，所要起的作用不是推断，而是发现逻辑，实践的逻辑。
[[i] Last edited by thslping on 2005-5-3 at 09:46 [/i]]
全球化时代社会政策发展的国际趋势及中国社会政策的转型
五一没事，在看周晓虹老师编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其中有篇文章如题关信平写的
文章让我想将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西方社会的福利国家改革联系起来。
甚至最终我想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资本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的兴起阶段使得西方社会远远的超前于非西方社会，今天资本的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尤其是非西方国家找到的如当初的生存环境，成为了西方社会进一步社会升级的约束。“凡持剑者必死于剑下”。
结合郑也夫老师的文章，还有一系列的社会发展理论，朝着和谐，可持续 ，个人全面发展的方向，福利国家的走向应该是社会发发展的走向，然而市场机制和资本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缩减社会成本，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而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主导国际持续的建立，开始逐渐的反对自由贸易（？）希望通过例如人权问题，反倾销等等来增加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本。
中国的社会转型当然有制度的原因，但是当她转型的方向是将中国放到国际市场经济体系当中去的时候，很多的东西会有相似之处，不仅仅是和东欧社会，也和资本主义早期社会，但是正如孙老师所强调的中国社会转型与东欧社会转型的差异：如制度连续性的渐进式改革，以及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变通等等，不同于东欧社会休克疗法，首先在制度层面的断裂，通过例如私有法之类的上层法律建构起一个全新的社会架构，因而在进行中国社会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实践层面的东西……这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经典应用。正如老师在征粮问题，香瓜推广案例，应星等的水电站的案例中的研究一样，希望能通过过程事件的分析，反映出真实的农民－国家关系。回答一些问题，例如：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弱化了，同时从政府政策又能够得到执行反映出控制并没有弱化的矛盾。老师的结论是权力的非正式运用，某种意义上而言，个人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在”过程，逻辑，机制，策略‘中的策略层面。中国农村社会究竟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当然会有地域的差异。但是有些东西是相同的，虽然基层政府长期的处于涣散的状态，但是只要政府愿意（常常是在利益的激励下）权力就能够渗透下去，于是我们就必须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权力这样容易渗透进去，真的仅仅是权力的应用技巧的问题吗？
如果说人民公社制度下，在农村社会消失了，只有国家的存在，而且是不要国家支付成本，靠便宜的社会动员，依靠基层的农民自己实现了国家的强化，那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国家是通过彻底的分化和粉碎对农村社会具有保护作用的组织和机构（这在土地改革就开始了），暴露在国家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下原子式的公民和农户，怎么可能摆脱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地位呢？农民的种种反抗和政府的种种变通，这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的特色，因为普遍的存在，但是，在西方世界，一个无赖和警察之间也会有这种游戏的，电影里经常的看到。在现代社会，国家足够的强大，他能够方便的动用足够的智慧，关系和权力资源使得孤立的个体顺从自已的意愿。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个体必须依赖组织和制度的庇护。而这中国的农村是没有的，或者说很少有，不普遍。于建荣关于农民有组织抗争的研究，还有关于下岗工人道义式的抗争，这些些，东西，的确都有某种策略性的成分在里面，是实践形态，总结一下，他们都是在理性逻辑下展开的，而且中国人都擅长……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别的原因，而是机会集、是“选项”的问题。而这就是结构 。社会的结构。面对那么对的不公正，很多农民没有选择法律这样的司法解决方法，没有选择维权机构……而是选择了找亲戚里面的大官，祈求青天，走上访的路，为什么？因为正式渠道的成本预期是那样的大，远远的超过了孤单的个体能够承担的水平……，
事件中的逻辑和机制，是日常的集中化和放大化，我们怎样通过事件重新回到日常？
也正是通过这样的结构，因为日常中，人们也是理性的，选项不变，选择往往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关于文明与共产主义文明的思考
关于文明与共产主义文明的思考郭于华
关于共产主义文明这一概念，在与同事朋友的讨论中经常遇到不同看法。意见分歧不足为怪，争论多了就慢慢发现分歧的由来，特别是一次与外国学者的讨论终于让我明白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看法正是来自于对“文明”一词的不同理解。不同意将“共产主义文明”用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的观点认为，这一段历史时间不够长，原属“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大都在半个世纪内就发生了解体、重构或者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样一种统治类型是缺少人道、违背人权因而是决难称作“文明”的，一些西方学者最多可以承认那是一种“共产党文化”。有鉴于此，先让我们看看汉语和英语辞典对文化与文明的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
文化——①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②考古学用语，指遗迹、遗物的综合体；③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
文明——①文化；②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如文明国家；③旧时指有西方现代色彩的风俗、习惯、事物。
韦氏英语辞典（Webster’s Dictionary ）：
Culture, 1. the act or process of tilling and preparing the earth for crops; cultivation of soil. 2. the concepts, habits, skills, art, instruments, institutions, etc. of a given people in a given period; civilization.（义项太多，只选择最重要和相关的内容）
Civilization, 1. the process of civilizing or becoming civilized. 2. the condition of being civilize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 high order, marked by advances in the arts, sciences, etc. 3. the total culture of a people, nation, period, etc. as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Occident or Orient; 4. the countries and peoples considered to have reached a high stag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将“文明”与“文化”对应地看，是因为二者在实际使用中处于不同的“级别”，虽然广义来看二者有相通之处，但“文明”通常被用于某种高级的、达到较高发展阶段的文化。从以上词条释义中我们不难理解“文明”一词的含义、它与“文化”概念的区别。应该说“文明”是社会与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状态，是相对于“原始”、“野蛮”状态的人类社会发展或进化的产物。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文明是一个过程（the process, becoming），是动态的和相对性的概念；特别是这一相对性体现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分殊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将自己定义为文明人和文明的中心是诸多文化中不足为怪的现象。因而，我们若从社会（文化）人类学文化概念的角度来理解“文明”，就不难体会到这一明显褒义性的概念其实如同许多文化概念一样也是社会认知和文化定义的结果，表达了潜意识中的自我肯定的认知。
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一书的开篇即指出：与社会长期朝着某一方向“发展”相伴，人的行为和经验，个人情感以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所有行为的构成也会朝着某一个方向变化。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往往是：自己所处的国家的人比以前“文明”了，其他国家的人“不文明”，甚至比自己国家的人“野蛮”。在这本以探讨“文明人所特有的行为方式”为核心问题的书中，埃利亚斯目光犀利地一语道破：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于“原始”阶段的人们。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他还特别指出，在英、法两国，“文明”一词集中地表现了这两个民族对于西方国家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一种骄傲。而“有教养的”的一词与文明概念非常接近，它是文明的最高形式。
埃利亚斯对“文明”与“文化”概念的社会起源的论述，更清楚地表明“文明”概念在人们的使用中和由使用而显示的认知意义，那就是对自己所属的文明赋予宏大、高级、美好、理性和独特的优势意义。
由上述对于文明的理解出发，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建构过程能否被视为一种文明呢？
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而那个农业文明古国恐怕没有人不承认是与其他几大文明并列的中华文明或华夏文明。新社会不是原有文明的中断，更不是退回到“原始”或“蒙昧”时代。就此而言，称共产主义为文明应该不是高攀。
其次，从文明的具体因素，即共产党政权建立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来看，发展与现代化的主题始终是被追求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更是成为了最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标。虽然其间经历了人为因素造成的停滞、缓慢阶段，但毕竟极大地超过帝国时期甚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而中国在高科技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进步更是引人注目。
此外，在所谓精神文明包括文化、艺术，特别是意识形态和埃利亚斯所说的“世界观”方面，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恐怕都不能不认为是属于“文明”的范畴。虽然这一精神文化领域的创造不时地成为政治的附属品。
说到政治体制和与之相关联的人权状态，最为西方所诟病，但无论如何恐怕还是不能归入与文明相对应的野蛮状态吧？毕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奋斗是对人类大同的理想社会的追求——那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级阶段是有着最辉煌前景和最美好期待的社会。虽然乌托邦理想带来的结果是人类的悲剧，但其初衷并非某个人或某些人有意设计的恶，也不是狂人或傻子的行为；在中国那是最有抱负、最具学识和智慧的一群精英们开创的事业；那也是吸引最多的人为之牺牲、奉献的事业。至于为什么美好的初衷却导致整个社会的悲剧，正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究的。我们不能因为“共产主义不是文明，而只是一场闹剧”的简单判断就放弃对它的深究，那毕竟是支配了我们民族半个世纪之久而今日依然没有寿终正寝的制度与意识。
这样一种文明中蕴藏着太多等待破解的谜团——它极强大的动员裹胁能量，它改造和重建人们精神世界的能力，它促使人们放弃自我和自由服膺于统一的思想和意志的力量，它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运作的实践过程和逻辑，不了解这一切，就无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来对待，才能揭示其中的许多奥秘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它的确是一种复杂的、充满耐人寻味意义的文明形式，破解这些谜题是我们的使命。 好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上特别推荐了啊。
很有水平,我喜欢有深度的文章
请多法这样的文章,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先锋.什么是事实？
在当前的宏大叙事中，我们正经历着记忆剥夺和历史重构——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毛时代的几十年对于我们在现存的记忆中，已经逐渐模糊，但是什么事实？以那种方式与标准评价呢？是否只是拥有话语权的所谓的精英才是历史的建构者？我们在现实中将怎样体验这种“事实”？发展社会学，总是在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西方的参照体系之下，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我们总是对自我怀疑，诚如簧宗智所说的悖论社会，阉割事实来适应理论。我们在探讨毛时代的诸多实践，对当前的社会发展是有很多的借鉴意义的。問題
請教一下個人覺得是否應該攷慮一下傳統文化對社會平等問題的影響？
我覺得中國傳統倫理觀唸雖然在54運動以后逐漸消失影響力
但仍然對社會轉型中的中國起作用
具體的一時半會說不清 黄宗智＼孙立平＼布迪厄＼Geertz\早期中国革命者或曰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者似乎均提出了有关实践＼实践感的命题，他们之间的张力到底在那里？
我想，我本不应该贸然提这个问题的，因为也许只有我自己能帮自己解决它．或许其本身就是个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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