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鸿保老师对顾定国的《中国人类学逸史》评介
[size=2] 另类反思——顾定国的《中国人类学逸史》评介胡鸿保（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顾定国（G. E. Guldin）教授是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的专著《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1994） 是在运用大量第一手访谈材料并结合文献的基础上写就的。这是近年海外专业人士研究中国人类学史的一部重要著作，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细致的学术机构史” 。我们知道，英语是强势语言，所以尽管不乏中文撰写的中国人类学史的著作，但是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却不能与顾定国这样的作品同日而语。作为同行，笔者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类学家、更多的中国人借助这面文化镜子来反观自我、换位思考。因此，在有关人士的协调下我们完成了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现在就我个人的体会对“逸史”作一简单的评介。
《逸史》的结构安排颇有特色。作者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的复兴为切入点作一个倒叙，全书共分五部十三章，依次为：第一部“人类学业绩长存”，第二部“引进的学科（1898～1949）”，第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1949～1960）”，第四部“‘毛泽东化’的人类学学科体系（1957～1978）”，第五部“民族国家的人类学学科：中国模式？”。除了第一部外，其余四部实际上表达了作者把整个中国人类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的见解，这与本书的副标题“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的喻示正好互相呼应；第五部则讲述了一个新的时期，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它与全球人类学的互动关系。除此之外，在十三章间还散布有七个类似“专题特写”的所谓“焦点”，借以展示历史著作“个性化”的写作手法，同时也突出核心人物梁钊韬的位置和中国人类学“南派”的地位。这些“焦点”是：焦点之一“梁钊韬七十寿辰”，之二“林惠祥：梁钊韬的良师益友”，之三“中山大学与杨成志”，之四“解放期间的梁钊韬”，之五“梁钊韬和新中国（1949～1964）”，之六“梁钊韬：下放与平反”，之七“梁钊韬：墓志铭”。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材料的运用上采取口述资料和文献研究相结合、个人生活史与学术机构（单位）史穿插的独到手法。作品文笔诙谐，还不时加进一些生动的人物和场景描述，令人读来饶有兴趣。人类学向来十分注重田野工作，写人类学史的人类学家已然把别的人类学家当作自己田野工作的对象，而不仅仅到文献中发掘资料、获取信息。于是，田野不在“远方”而就在我们身旁。具体来讲，中山大学（尤其是人类学系）就是顾定国的最重要的、深入调查的田野工作点；至于要说田野作业（采访）的广度，则地理上远远超出了广州、厦门和北京，被访者群体既包括普通学生和教师也有学科领头人物，有海外华裔学者，也有前苏联专家和顾定国的美国同行。笔者认为，顾定国对中国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面访或信访——是他收集材料中做得颇为出色的一部分。试举数例，以窥一斑。
许烺光告诉我，他认为无论是中国台湾还是中国内地都还没有使人类学中国化。“台湾的人类学是一种烦琐的模式。他们只是报导这座庙有多少神祗，有这么多人去庙里朝拜，他们在市场买了些什么东西。这些长篇累牍的报告和《美国人类学家》如出一辙；论文过于冗长而且大多兴味索然。和今天的中国大陆一样，大多数台湾人类学家实际上只在搞初级的民族志，而不是民族学。中国大陆的人类学也没有做出什么值得我称道的作品。”（参考中文版，第328页）
[采访费孝通]“……比较他们两位，我不得不说，作为思想家，马林诺斯基不如史禄国深邃，史的培养方法更深刻、眼界更开阔。不过，史禄国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的英语很糟糕。这与马林诺斯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林诺斯基更能言善辩、更善修辞。他能让一件十分简单的事看起来非常深奥。比如说文化满足人的需要。[费一笑]我对我的老师不太友好吧？”[对此，我俩都大笑了]（中文版，第87页）
我问费孝通，你认为1957年和1958年对你所作的指控是否有属实的地方，费孝通略一沉吟，说，“1957年的批判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历史不能被批判。人们必须找出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第221页）
[采访商志覃]我们的考古学—我们还在遵循夏鼐的老一套—不能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不能了解曾经在这个遗址里[指香港的南丫岛遗址—引者]居住过的人们的生活。我们的分类和纪年表太简单化了。我们要学会使用更西方化的——更现代化的——技术，如“新考古学”的技术等。（第324页）
当我问林耀华，考虑到中国民族学家先是采用西方模式，然后是苏联模式，90年代他们会效仿哪种外国模式时，他笑着回答，“我们取这两者最好的部分，然后发展自己的模式。”他接着解释说，中国人再也不会单纯地照搬外国模式了。（第326页）
尽管顾定国的面访为历史存真、为我们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精彩素材，但是，他在研究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如他坦言，首先是“概念”上的困难，亦即如何界定中国的“人类学”：
我是怀着对“四大学科”（考古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以及体质人类学）的浓厚兴趣开始研究中国人类学的，而这一体系却是按照美国人的理解来界定的。我不久就意识到，在中国的台湾或中国的大陆寻找四大学科的人类学多少都有些缘木求鱼，因为假如我找不到这样一个实体，是不是就表明人类学这一领域在中国不存在呢？我对自己民族对该体系所下定义自然有种优越感，要想摆脱它对我思想的束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最终还是能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人们为探求人类学所作的努力。因此，在本书中我一再使用“人类学科学”（anthropological sciences）一词，它包含的不仅仅是美国人定义的四大分支学科，还涵盖了民族学、民族志、民俗学、少数民族研究、语言学，甚至人类学本身。这其中的每一门学科，如语言学和考古学，都被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视作独立的学科，他们这方面学术研究的历史要比美国悠久得多。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有着与其它任何地方迥然不同的学科界限、定义和文化假设；只有通过使用这样一个名词，我才能够避免把美国的框架强加到中国的现实之上。（“引言”，第2～3页）
看来，顾博士这种困惑与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类学学科的“普世性”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乃是一个舶来品，于是才有所谓“中国化”的举措。今天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本土化”始终是一个焦点话题。顾定国认为：“中国人类学目前既非任何外国人类学的翻版，但也并非一个完全自立和自我界定的学科”。“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能清楚地反映中国社会，……学科史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它能够揭示颇多社会问题。”（337页）
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贡献，顾先生的评价甚高，他指出：“中国是学术建制受西方和苏联两种体系影响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一，因此对这两者都相当了解。中国人利用这些经验建设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学，它既是种种外来因素的混合、又是本国传统的产物；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331～332页）
他还十分赞赏“中国强调知识的应用要有益于社会”的理念，认为在“应用人类学”领域中国的实践是很成功的。新中国的民族识别、语言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是世界罕见的“最广泛的田野工作项目”。（175页）中国的多学科人员组队调查是一大创新，这种新方法足以挑战西方传统的单枪匹马式的田野作业方式，减少了研究者个人主观意见对资料的影响，“给那些断言民族志具有虚构性质的解构主义者们一剂良药”。（334～335页）
总之，由于研究者身份、视角以及写作手法等诸多方面的特殊，使得这本局外人撰写的中国学术史著作让我们这些“被写者”读来别有一番滋味。
至于说到书名的翻译，还有一段小故事。英文书名作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按说SAGA也可以直接音译为“萨迦”，这是北欧的一种文学体裁，词汇的本意就是“叙述”或者“讲故事”，是由“说”、“讲”衍变而来 。顾定国不用“history”而选用“saga”，隐含的意思是想突出梁钊韬等人为振兴中国人类学百折不挠做出的努力，把这一系列活动比作一部英雄史诗。他也曾建议我采用《中国人类学的社会史》为中译书名，因为他说自己重视口述和文字材料的结合、从下层向上来考察历史，而这恰恰是社会史的特点。不过我们则有另外一种考虑，以为作者从独到的视角为中国人揭示了从通常所谓“正史”编纂的标准出发忽视和遗漏的某些重要史实，所以用了一个“逸”字来修饰，因为“逸”既有“散失”的意思，同时也有“超群的”之含义。作为人类学家，注重的可不就是“田野”么？我们决不能轻视这非正统的、“来自田野”的另类历史的史学价值。
费孝通先生曾以“我看人看我”为题写了一篇富有人类学哲理的短文 。《中国人类学逸史》正好为我们作“我看人看我”式的思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文本。域外同行对大陆人类学历史的描述与批评是值得重视的，它可以弥补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学科史的不足 。尽管此书并非尽善尽美，可毕竟是本少有的佳作。它不仅对于了解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具有参考价值，对于反思百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的曲折发展以及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的历史使命同样具有启示意义。[/size]
[[i] Last edited by xying on 2005-4-3 at 22:18 [/i]] 非常感谢阿，不知你那里搞的，是什么杂志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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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这本书上市了吗?在哪里可以买到? 这是不错的一片文章，谢谢。 真的很不错，感触很多，谢谢！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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