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做记录:八十年代
[color=black]查建英编，八十年代，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color]12篇里面我读了7篇，包括李陀到刘索拉的5篇只是很笼统地翻阅而过。个人觉得把访谈文章按照被访问者身份来分类，实际每个类别的谈话多少都有些不同。但很难确定定义哪些是一伙，挂上一个什么名。大致上那些什么艺术家可以是一类，但觉得田壮壮，北岛和阿城并不完成属其中，他们仨可能可以分成独立的一类。是文学和电影的。前面的艺术家主要是什么画家啊，摇滚歌手，李陀虽然是个编辑，但觉得还是应该归属这类。学术的陈平原算一个独立的类别，甘阳虽然也是搞学术的，但感觉是那种四通八达，而且比较能扯，以及其“新左”的归类，也算一类。
在各自类别当中，访谈者查建英在对谈部分中的角色是非常有趣的。几乎无必要辨证分析就能感受到的是她本人的坚定的自由主义选择。查早年在北大读文学的本科，到美国两所大学仍然是文学的硕士，实际上她整个教育系统的训练主要是循着文学，或至少是人文路线而来的。人文和社科在中国会经常被混淆，都会被视为文科，因为在共和国传统教育当中，科目归属大抵只分文理科，而且由于工业现代化和意识形态的推广，理科被赋予更高的地位，至少因为它对生产力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老一辈人很多仍然信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教育思想形态，或多或少也影响到年轻的学生。在我看来，中国大学以前的教育，尤其在城镇地区，教育的技巧性训练远多过对人格的塑造，因材施教并不是普遍的，更多是生产流水线。更多的教师实际上失去他们的“灵魂工程师”的桂冠。当然，像范跑跑这样的是越过了教师的职业及其精神，他是想作“社会精神改造工程师”的那种。这些都是多余的话。重新说到查，在所有访谈中，很明显查自己是有一条访问线索的。在任何interview中，至少访问者自己总归是有个guideline的，有必要时随机应变，更好的处理方法是对被访问者本身表达的就地深究和挖掘。查当然做的都不错。但每个访问其实这种痕迹的浓淡并不相同。和艺术家那一类，让人有种访问者和被访者“臭味相投”的感觉，所以整个访谈是磨合的很好的一贯性下来的；如果我们看这12篇文章用一个光谱来illustrate，实际上这一部分可以是光谱的一极；接下去依次是田壮壮几个，甘阳，最后是陈平原，在光谱的另一极。到甘阳这个阶段已经比较明显被访者在对谈中占主导，不论这是查有意还是无意为之的。当然这和甘阳本人的性格和访问内容也有莫大关系。到了陈平原一节，就像查自己说的，陈完全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其实阿城也有一个系统，只是他显然比陈与查磨合的好）。另外我的一个感觉是，如果是宏观的就人文世界的谈论，主要是查和那些艺术家们，查的感觉和叙说会很多，但到更微观情节当中，她的言语会显得生涩许多，这可能与其职业也相关，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认同查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媒体人”或者一个十分流行的词汇“自由撰稿人”，多过一个学者。
此外，这是一本不错的书，如果从单一访谈来看；倘若更全面地看，将每篇串联起来，从内在环节和差异看，那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但我觉得对于读者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年代并不十分了解的人而言，本书的意义应当在于它为我们张开了一幕情节，并顺带附着宏大社会中个别个人的观感和心结。这对我们了解我们社会历史贯穿，了解单一个人在宏大社会环境中的角色，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各自为我们提供社会这个大建筑物投射到个人身上的，投射到在某些社会空间当中的“相”，但它同时也只是“相”。本书的另一特征是它本身定位的精英性，就像阿城访谈中说的，任何精英都无法代表“人民群众”，尤其在中国这个context里，不仅因为“人民群众”定义本身就有问题（它是集体化的，去个人特征的一种表述），也与社会氛围风气有关，与政治气候有关。这种叙述方式本身也造成非精英团体的一种集体失语。他们常常被另一些人包含着被表述的情结。包括主编查自己在内，在书中也认为这只是她个人对其他个人的对谈，这内容里面有可能是包含“自以为是”的意思在里面[在我看来，这书里有很多“自以为是”，譬如动不动就和人谈国民性，对国民性这个高度综合甚至“集权”的词汇，自由人士的表叙在充分批判一种集体性的时候，实际上自己掉进了另一个集体性的陷阱里]。读者若把它奉为圣经，那给予它的信赖，我个人觉得是过多了。不妨以一种聆听的姿态来感受他们的“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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