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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linliang 发表于 2009-1-16 17:55

中国视角下的香港

首先,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强世功教授本书所具有的无可争议的大陆的政治正确性。全书最基本的一个理论应该说的是民族国家这个框架,作者所说的从中国的视角看香港,把香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纳入中国问题的观察,事实上与回归前后中央对于香港的统战宣传以及具体的政策运作是同曲同工(因此或许称不上特别的妙处了)。当然,他另外一种提法,说“中国香港”这个概念绝少出现在香港话语中(我以为官方政治话语的叙述除外),因为香港的主流要么是从西方看香港,要么是从香港看香港(准确地说,应该是从非官方的香港,或市民香港的角度看香港),要么是从香港的看中国(大陆)。在这个层次上说,强教授的这本著作显然具有他认为的开创性。而我的阅读体验使我认为,他的叙述是运用西方理论概念加上中国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以及学术人探究历史的方法融汇而成的,于是我很想知道自由派的香港人士怎样看待这样一本书,普通的香港读者会有怎样的感受。更令人觉得有趣的是,这样一本与中国官方话语几乎一脉相承的(当然,超越政治叙述,本书对于历史考证和理性分析运用更为细致,这一我所认为的该书最出色的地方)有着学术与政治双重(作者的身份,一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再一是调任中联办的研究人员)背景的作品如何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而非香港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出品,或许也是十分值得玩味的。
  
以我上述看法,我就不会认为作者能够做到不偏不倚,或者这还不是一种偏袒,只是固有的想法和做法罢了。对于本书的主旨我大体是认同的,尤其一些政治行为和理论的分析我则以为非常精辟,譬如港英政府的以行政吸纳政治为中心的香港治理政策以及背后逻辑。但对于作者在行文中对于大陆执政党精英的个别的“造神运动”我则不以为然,或者说,不全然以为然。对于一些政策的评价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待,以民族统一的视角来看一国两制,那当然是个创举。但这个创举,如作者自己已说的,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了,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运用的贡献在于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上进行多元的制度创立和构建。但从另外的角度,则未必如此了。在王力雄07年出版的关于新疆维吾尔族民族问题的作品中(并非严格的学术作品,但作者的亲身经历仍能予人警示),一个普通的但具有某种程度上分裂思想的,并且极端崇拜美国民主制度的但基本文盲的维族人在与他对谈时说,如果能独立就最好,不能独立就模仿港澳的制度,一国两制,在制度考虑的细节上,他认为不仅在官员任命上要地方民选,严格限制非维族人在自治区内任职,并且在内地通往新疆自治区交通线上设立关卡,采用类似港澳的海关,内地人只在持有通行证的情况下方才可以进入新疆。他作为一个普通维族人在这些制度设计上显然是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民族纠纷的一种回应,理论上来说是对个人产权的一种肤浅的关注,并使之上升到民族冲突的层次。王否定了他这种说法,他用美国式民主制度设计回应了这个美国制度的崇拜者,他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对于公民权保障的其中一项基本内容是保证一国之公民在该国之内人身自由流动之权利,所以美国人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制度,有的只是驾照和社会保障证号。他们的讨论并没有延伸到关于一国两制的制度思维和构建,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港澳通行证这个制度,如果从美式自由权界定上看是否本身就是对于公民权的又一重大的“侮辱”。这样或者自由派又可以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一番嘲弄,比如只有像中国这样伟大的国家才能创造出如此伟大而让其公民饱受侮辱的制度。当然如果这些人来自香港,那么他们这样说,又是对于香港制度,尤其中享受一国之下两种公民待遇的情况本身极其缺乏反省的。而且这些人,要么是强教授书中所提及的被吸纳的华人上层精英,要么是这个社会中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港英教育制度教化的民众[这里我的一个看法说,如果你不从任何意识形态角度出发,那么用马克思主义对人进行教化是一种洗脑的话,用极端富有道德造诣的自由主义及其各种衍生品对人进行的教化同样也可以是另一种洗脑。所以我极赞同强教授关于教化作为最高境界的政治艺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政治的论断]。
  
对于上述说法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例证是我的一次亲身体会,去年11月我的实习的一个劳工权益保护组织参加一个公开讨论会,会上邀请来内地劳动经济法的专家分析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劳工权益保障问题,下面有来自香港一些劳工组织的人员和学院人士。我记得香港“中国劳工观察”的两个成员在那些内地专家面前严厉抨击现行户口制度对于农民工在城市中权益的缺失状况,但她们的立论是处于非常道德层次的评判。有内地专家接过问题后对她们的结论给与一定的赞许后话锋一转,反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香港政府允许内地人口无限制进入香港并且和香港永久居民享有相同的社会福利,你们会赞成么。这两位女士当场语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今年听过的一个Cornell社会学系的博士生(一个大陆中国人)所做的同样关于户籍制度对于农民工生活和福利的负面影响,她的一个立论是为什么像户口制度这样一个低效率的制度能够在中国维持下去,一个关于制度主义分析中制度维持和转型依赖的问题。我对于这个立论本身就抱有很大的怀疑,在后来结束讨论时主持人也提出相似问题,即你以什么角度设定户籍制度是个低效率的制度,从学科角度上来说,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上极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而且基于这些成本和获利的考量,我以为还有长短期的分界。
  
最后对我对于本书的一个评价是,在中国读者范围内,如果你是一个并不了解香港的读者,那你最好先不要读这本书;如果你已较了解香港,那么你或许会从该书中获得更多观察香港社会,回望母国的视角。当然我不得不说,大多数以上论述是我联想的结论,而本书对于中国大陆本身的认知与判断,在我看来是非常糟糕的,而且赤裸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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