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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煮饺 发表于 2003-9-6 12:02

韦伯经典阅读——我的一篇关于《新教伦理》的论文,多多指教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路
  
一、前言(一些问题的肃清)
  
作为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运用他独到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这些熟悉并精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在不觉中颠倒了乾坤。既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不点破这样一个事实:当代以来的大部分的思想家、社会学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上产生的,正如有人所说:日趋完善的资本主义事业“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出现和影响,实际上,这一点韦伯十分清楚,一次地对他的学生说:“你要考察当代任何一个学者的水平,只要看他对尼采和马克思的看法就行了。”(刘易斯·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社科88年版)韦伯肯定了马克思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成就和地位。同时,他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和另一方面发展了自己的学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多多少少是在对马克思粗糙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批判上写成的。
  
与马克思的切入点不同,韦伯关注的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的改变对人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具体来说是信奉新教的地区普遍性地出现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趋势,并促进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然而他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简单地下了定论:新教伦理(或宗教改革)并非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决定因素。关于这一点,既使在韦伯的反对者那里,批判的声音也显得分外无力:在加尔文宗教改革之前,合理化已经出现在基督教文明当中,阿隆认为,韦伯在这一点上也十分清楚:“他不否认解释的多样性,但强调解释的完整性。”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版.)   
  
二、资本主义精神
  
实际上,在原文中要找到对资本主义精神(甚至“资本主义”)的确切定义根本不可能。通读全章,却可以隐约感受到一种倾向或一种独特的“精神”文明:精于职业,精于赚钱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同时与这样一个词语相联“天职”。(“天职”Calling概念是在加尔文前——最早在马丁路德之前——是“蒙召”的意义,是一种来自上帝神圣的救赎,而在路德最早翻译/误译时被赋予“人的命运”或“上帝指定的工作”之含义。)我们可以在其它的文本中找到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界定:“凡是在生产经济中,一群人的需要,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是通过企业的途径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就是资本主义。简言之,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从事资本核算的企业,即应用现代会计学,编制资产负债表,通过计算来控制生产效率的生产性企业,(转引自雷蒙·阿隆)。上述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也许我们无法完全理解。但无疑可以抽取几个相当有概括性的关键词 :理性、资本主义企业、资金核算、计算。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作为西方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依赖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社会精神即韦伯所说的“个人或集体总的态度”或说“社会组织或个人态度问题”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是属于韦伯所界定的关于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中的一种:“伦理理性的行为”,这类社会行动可以根据行动所具有的对固有的自觉信仰来界定,如此,它是独立于任何功能动机的,仅仅受制于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标准(转引自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 第一卷·经典贡献》,上人版)。我想这一理想类型的定义无疑正是理解韦伯宗教社会最重要的钥匙。因为属于这一行动类型的人从事行动时“主观上常常认定行为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因此不会考虑行动的后果及完成行动的条件是否具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行动仅仅服务于他们的尊严、义务、美、信仰或是某件事情的重要性之信念,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不计任何后果、条件。(同上)。虽然资本主义一经成熟,理性化充斥整个社会,人们便会抛弃上帝。正如《新教伦理》一书结尾时韦伯不无担心的那样:“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已从“价值理性行动”转变成“工具理性行动”时,韦伯悲哀地说:“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铁笼里生活。”这便成了另外一个问题了,不是本篇所涉及的内容了。
  
三、基督教新教伦理
  
上段我们已经找到了“链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端口”,下来的讨论似乎顺理成章。
  
路德的宗教改革通过对圣经中Calling一词的误读,和客观上对禁欲苦行伦理观的削弱,“但是,没有加尔文主义,路德的工作也不可能会有持久和实际的成功”(《新》P.64)在下面关于加尔文主义的探讨中,我想重申韦伯在上篇结束时所交待的问题:“我们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我们将尽可能地详细说明,宗教运动通过这些关系(物质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和宗教改革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混乱状态——作者加)影响物质文化发展的方式和总的方向。”
  
在下篇篇首,韦伯便引述了1647年的“威斯特敏斯特信纲”,并通过对加尔文主义的总结归纳,敏锐地观察了加尔文主义对“预定论”的重中与提升。我们看到:“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们来说……他只有独自一个人走下去去面对哪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这一基本教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使教徒明白“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同上,P.79)教徒们从教堂回到家中,独自向上帝祈祷,摆脱了在教堂或“圣事(仪式)”或在“阴暗幽远”的僧院中,听从如同巫师一般的教父、祭司,和充满“美感”的戏剧似的“圣事”过程中那种种非理性的幻觉。([英]麦克雷《社会思想的冠冕——韦伯》,[台]周伯戡译,译序导论)。这同时也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原文:“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除出去”)韦伯认为,“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这样,虔诚的教徒们从幽暗的、“寂静”的教堂走向世俗生活,从“排斥世尘的禁欲观”走向“尘世内的禁欲观”。
  
既然说,上帝的救赎不在教堂里,那么,教徒们怎样在尘世中体现上帝的荣耀和表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呢?——有人说“善行”,其实“善行不仅是必不可少的,它同时也成为了选民的标志。”(《新》P.88)但,“善行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用来消除罚入地狱的恐惧的技术性手段。”那么,除了善行还有什么东西呢?在中世纪,教徒们为了追求救赎,完全从尘世间隐退,认为这便是达到拯救的唯一途径;宗教改革之后的“尘世中的禁欲主义者”认为“这世界便是他们的责任”,因此“对他们来说,财富的享受虽然是绝对禁止的,但致力经济活动变成了禁欲者的天职,因经济活动不但忠实地达到将伦理合理化的要求,并与严格的合理性相结合。假如成果伴随获利的结果,它被认为是种上帝赐福给信徒的显示,这也显示上帝笑纳他经济生活的方式”(《新教伦理》),与尘世外的禁欲观相比,尘世内的禁欲观将经济活动不仅赋予了伦理(宗教伦理)的意义,并且它本身就借着给予经济活动的伦理的意义而合理化经济行为/活动,“关闭了僧院的大门,步入市井生活、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克制俗世的日常生活,使它成为一种在世俗内但不属于俗世、也不为俗世的合理的生活,他们“根据神的召唤,努力工作”。
  
这样,我们毫不费力地将资本主义和新教论理联系在一起:价值合乎理性行动。
  
四、本书的一些研究方法或“读法”
  
在正文部分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到了韦伯的因果多元论或或然性的研究方法,其实   价值中立原则、价值的关联性和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等,都是极有韦伯特色的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我打算只对或然性和社会行动理论作简单的介绍,以更深地了解韦伯和熟悉韦伯作品的“读法”。
  
1、因果多元论(或然性理论)
  
正文中已经交待过两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并无实证主义所谓的因果决定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想太过脱离文本的话,是建立在“分享”禁欲本质的基础上。正如历史学家斯图亚特·修兹对韦伯的方法论做过精彩的评论那样:“韦伯并不是要追溯某一种单纯的因果关系,他所要完成的要远比这事复杂——他要描述资本主义与基督新教之间具有选择性质的亲和力”(《意识与社会》,转引自周伯戡)
  
周晓虹认为对这种因果关系的把握需要了解两点:(1)不存在整体决定整体或部分决定整体的关系,而只存在部分对应部分,或某个原因对应某个结果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而已。用公式表达就是:“A多少有助于B的出现”而不是“A必然导致B”的形式。(2)影响社会或历史的因素极其繁多,我们无法找到全部确定的因果关系。复杂的历史事件常常是许多情况和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我们能够洞察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一些基本顺向,但无法把握全部的细节。(周晓虹《历史与体系》,上人版)
  
随着韦伯研究方法的澄清,一些所谓的反对意见亦不攻自破:①在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伦理中已有合理化趋势;②基督教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不是相反:③宗教改革只是顺应了历史而不是改变了历史……诸如此类。
  
2、社会行动理论或理解社会学
  
首先我们先回顾韦伯社会行动的理论的内容。与以往的社会大家不同,韦伯并不用“社会结构”的概念构成自己的理论,而是把研究对象研究中心放到行动者身上——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类行动者们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主观目的。通过韦伯对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的界定,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目标上合乎理性行动(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在这一点上,拿迪尔凯姆与韦伯对此具有强烈的方法论上的意义。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社会行动是一个“客观存在”,是具有强制力量的、凌驾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及独立的个人意志之上的“固定的或不固定的对个人具有客观制约力的方式。”而韦伯认为:“我们对自然界总是从外部认识的,我们只能观察事件的外部过程,记录其中稳固不变的东西。而对人类的行动,我们不仅可以记录事件的过程,还可以通过人的行动和言论来探寻其动机”。与此一脉相承的是:韦伯是反实证主义的研究风格,而迪尔凯姆是实证主义、社会学主义的风格。韦伯侧重用“心理实验”“移情”的手段,通过亲身体会所分析对象的经验,来把握住行动者的主观目的:“对目的直觉只要能纳入旨在作为因果解释的理论体系中,就会转化为有效的认识”。(刘易·科塞)。
  
说了这一大通,像是太过脱离主题了,实际是更近了。我们记得,韦伯在《新教伦理》中,特别是在下篇探讨加尔文教义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时,便采取了“理解”或“移情”的研究方法。加尔文教义作为新教伦理的核心,两者之间并无制度化的伦理规定,也就是说,新教的伦理观,并不是某种黑字白纸、有所具文的制度化伦理规定。事实上,韦伯对这两者(新教教义与伦理观)之间的“桥接”便运用了“理解”移情“心理实验”方法。他将加尔文教的伦理观视为从教义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心理状态的结果,它是这种教义的共存体,甚至是必然物。(周伯戡)
  
除此例之外,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两者的“粘合”运用了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的方法,恕不在这时再述(正文已说明)。实际上,韦伯作品最令人费解的也就是他的这一“心理实验”“理解”的研究方法,它往往使人摸不着头脑——读他的书就像猜谜。而如果读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论自杀》便绝对没有如此的困惑与迷茫。
  
参考文献:
①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道教》,商务版。
②[台]周伯戡译、[英]麦克雷著:《社会思想的冠冕——韦伯》,上海书店影印。
③[美]刘易斯·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社科88年版
④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版。
⑤周晓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上海人民2002版
  
      

沸煮饺 发表于 2003-9-26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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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人回复,大家认为怎么样呢?如果不好,请提出意见,如果还过得去,跟个贴嘛,要不回头我就删掉了。。。

sociy 发表于 2003-9-27 08:16

回复: 韦伯经典阅读——我的一篇关于《新教伦理》的论文,多多指教

还是放着吧,看看阅读次数,也不少啊

solomon 发表于 2003-9-28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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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了多可惜啊。:)
  
“祛魅”和“入魅”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魅”是无处不在的,也是被不断创造的。如果能对社会环境做进一步分析,有助于通过“移情”的方法对“或然性”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发现具体的“桥梁”,对进一步解释“误读”也有帮助。

雷钰 发表于 2003-9-29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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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别删。
我还没看完。
其实我读着很费力,许多东西对我很陌生。
读完我通知你。。:8)

持剑者 发表于 2003-10-18 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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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不错!比我强多了!:~)

纸上声 发表于 2003-10-28 23:38

回复: 韦伯经典阅读——我的一篇关于《新教伦理》的论文,多多指教

最近我也要读这本书了,回头读完了再讨论,我的EMAIL: LUKEJUDE@SINA.COM

cp619428 发表于 2009-4-11 09:44

re

我还没看过这本书,但肯定会看的,楼主别删啊,要对我们有信心啊!支持楼主写更多的文章分享,谢谢

简单升华 发表于 2009-10-20 19:31

好贴啊,可惜我出生晚啦!!

简简单单_0219 发表于 2009-12-10 13:10

楼主写的很好啊

三苗 发表于 2009-12-14 22:06

有一个问题: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相当的韦伯的概念是“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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