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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价值的创造根本无从谈起。而在今天，正象哈佛大学前校长Bok在最近的新书中指出的，坚持学术价值，拒
绝让大学听命于经济逻辑，就是坚持学术自由（参见Universities in Marketplace）。
事实上，这种学术自由也正是80多年前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的最重要的意图，当年蔡先生
因五四运动之故暂时辞去校长，曾发表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思想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先生当初来北大，就
立志革除北大的腐败。而这种腐败的集中反映就是当时的学校中充满了官商两种习气，却
无真正的学术气氛，先生有关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者的论述正是针对这两种陋习所发：“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
，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有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
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 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
正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先生此后更是屡次强调用学问之道克服
北大教师学生中的官商两种腐败，而且在有关“大学改制”的辩论中，特别指出这是他改
革北大的指导思想，是他以文科兼法商二科的缘由：“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
旨趋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
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
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其术
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枝干，不可不求其
相应……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读周春岳
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这正是蔡先生所谓“自由大学”的意涵，是蔡先生一贯坚持
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方针”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
，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而要坚持这一点，蔡先
生以为一定要反对大学的急功近利（参考“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并借德国大学发展
的历史指出，“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而北京大学经过改革，能够
与德国之柏林大学相比，就在于以学理发展文理两科（“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而“大学学生，本为研究学问而来，不要误认这学问机关，为职业教育机关”（“北大
一九二一年开学式演说词”）；“我们绝不把北大仅仅看作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
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倾向”）。
也唯有反对急功近利的思想，才能坚持北大的“教育独立”和“思想自由”，才能实现蔡
先生本人当年的殷切希望：“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萃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
，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
今天，张维迎教授的支持者呼吁要仿效蔡元培先生推动北京大学的改革（例如周其仁教授
2003年6月29日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关于“教育国有化和教授终身制”的研讨会上的
发言），我们希望这样的改革能够继承蔡先生当年的精神，以学术自主的态度克服经济逻
辑和政治逻辑对学术的侵袭，避免重蹈北大官商两种腐败。
因此，如果北京大学的体制改革是希望建设一所真正能够引导中国学术发展的大学，
那么就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培养有利于学术自主成长的环境，促进学术自身逻辑在北京大
学的学术体制乃至行政体制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可惜的是，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这
次改革草案充满了经济的逻辑，也不乏对改革涉及的各方利益的政治考量，但似乎唯一缺
乏的是对真正学术规律的尊重，对真正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学术逻辑的思考。在网上回答
问题时，张教授经常指责北大的老师“太封闭”，不了解国际统一的学术规则。但一个根
本不尊重中国学术发展逻辑的改革方案，一个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嫁接美国体制的改革方案
，一个用市场竞争代替学术成长的改革方案，是否真正尊重了国际的学术规则呢？张教授
乐意援引象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姑且不论这些地方的大学体制是否都和张教授设计的体
制一样，但这些地方都既没有张教授希望的世界一流大学，也没有完全独立自主的学术世
界。相反，欧洲大学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却始终没有简单地追随美国的制度，而欧洲一
流大学的许多院系至今也是美国优秀博士生向往的地方。
即便谈到美国自身，如果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成型的时候，那些著名大学的校长一心
只想模仿欧洲大学，恐怕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毕竟，美国早期高等教
育在仿效当时的先进欧洲国家时，并没有一味学习德国，或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文化强国—
—法国，而是通过综合洪堡式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和英国式的公民教育学院（liberal art
s college)两种体制，逐渐发展形成了美国式的高等教育模式，能够结合自主的科学研究
，健全的公民教育和教学相长的“高深学习”（higher learning)。今天美国高等教育体
制能够成为北大改革草案一心仿效的对象，就是因为当年美国没有象个没有主见的尾随者
，把德国或别的欧洲国家看作自己体制的唯一标准。从发展史来看，美国的教育之所以是
“世界一流的”，就是因为美国从来不想亦步亦趋地跟在“世界”后面，而是始终努力寻
找适于自己教育理想和国家情况的教育体制。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学习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
，难道不值得深思一下吗？中国改革已经不只20年了，作为曾经参与其中的学者竟仍然认
为改革只需要拿过来别人的制度，甚至连制度都不用拿过来，只需要嫁接在别人的制度上
，就可能成功。这岂不成了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经验”的改革道
路的最大嘲讽吗？
与终身教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学术自主，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学术
界的成长需要自身摸索自身的逻辑，建立起适合自己情况的学术体制。而没有灵魂的制度
移植，甚至更加偷懒和缺乏信心的制度嫁接，都在根本上与“学术自主”背道而驰。而在
根本上不顾学术自主，甚至背离学术自主的“tenure-track”制度，恐怕不会给中国学术
带来什么光明的未来，尽管它可以盗用人家教育的美好形象来为自己宣传，但那是虚假华
丽的修辞，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在中国实行终身教职制度，那么首先要找到这项制度真正的“精
神“，否则就象我们已经分析的那样，必然变成新瓶装旧酒的把戏。而在中国，终身教职
制度是否可行，即使可行，如何实行，这些都需要我们花更长的时间来探讨和摸索。张教
授在“说明”中曾经强调，“招聘和晋升是大学教授除科研和教学外最重要的工作，多花
点时间是值得的，是事半功倍的事情。如果不想在这方面花时间，就得在以后的管理中浪
费更多的时间”。既然值得在招聘和晋升上多花点时间，那么设计一个尊重中国学术逻辑
的招聘晋升体制就更值得多花点时间。因为，虽然某些对北大和中国学术毫无感情的媒体
可以宣称，无论成功与否，这份改革方案都可以作为管理学院未来研究的案例，但对于北
大自身来说，一旦错了，却可能不仅丧失历史再也不会给予的机会，甚至更糟糕的是，摧
毁了北大师生自蔡元培先生以来一直勉力维持的中国学术传统。张教授在“说明”中曾经
反驳批评者说，“一个想有大成就的人，难道连一点耐心也没有吗？如果没有一点耐心，
我们怎么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呢？”我相信所有真正关心北大的老师学生都希望改革的设
计者和执行者能够真的多一点耐心。希望张教授们真的记得孔夫子的话：“无欲速，无见
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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