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立平老师政改特区设在埠阳的设想的思考
日前，孙立平老师的博客里看到了孙老师写的关于在安徽埠阳设立政改特区设想的博客，在这篇文章中，孙老师着重分析了几点将埠阳设立为政改特区的理由，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以下是本人在孙老师博客里的评论留言：孙老师，我不大同意您关于在阜阳设立政改特区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搞政治改革特区很是复杂而且难以实施。
相反，我觉得经济特区的设立却要易于操作的多。一定的政治总是与特定的经济制度（正式和非正式的）背景紧密结合的，可以说，经济决定政治的作用在中国各个地区间发挥着一样坚决的作用。如果说，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为之保驾护航的话，那么，政治改革则需要变更其深刻的社会经济为基础，显然，后者要难得多。
比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同样难以回避。而且，如果说经济上的差异可以用地区和省为单位来区别的话，政治上的差异表现甚至可以小到县和镇。几乎每个县市区都有其独特的政治力量结构和政治控制形式。我的家乡是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经济上是典型的打工型收入县。那里的政治结构是多元、复杂的，是典型的“红、白两道”共同管理的政治统治形式，政府与黑帮势力共同主宰和管理着人们的经济和日常生活。比如说一个外商来这里设立企业的话，光是通过政府审批一关还不够，还必须通过当地各个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黑恶势力的“审批”，否则，打砸抢事件就会不断发生。而且，因为县内存在着诸多类如违规开采的小型铁矿企业（县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征收对象）黄赌毒行业，政府的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黑恶势力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利用的，双方在管理的表现形式上都十分相似，例如，县交通部门将连接县城和各个镇的公路客运权出卖给特定的交通公司或个人，并容许承包者雇佣或自己组成黑恶势力打击报复其他没有取得运输权却有齐全客运手续的交通运输者，由此导致的纠纷或斗殴只要不出人命，县公安和交通部门一般都会支持购买了运输权的一方。而同样是打工型经济收入的安徽和重庆地区的许多农村县却没有出现这种独特的政治管理方式或者说没有这么明显的这种模式的政治管理形式（我本科时候寝室的另外两个同学分别来自安徽和重庆，通过他们的亲身感受是这么认为的。）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情况比经济更加复杂和根深蒂固。阜阳会接二连三发生特大的安全和政治腐败问题，在深圳等发达地区包括社会政治稍微进步一点安徽其他市县却并不一定会发生。很多时候，我们社会当中的很多问题是政治本生导致的，或者说是当地特定的制度导致的，和经济往往没有直接或者说必然的关系。权利的绝对集中导致绝对的腐败，程度不一样的权力集中也会导致程度不一样的腐败，而不一样程度的腐败也会导致不一样程度的社会后果。
因此，我觉得在目前中国政治极度多元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设立政改特区是不现实的，在任何一个地方设立政改特区所产生的经验都推广不到其他地方。与经济的广泛参与性相比，我国的政治特权几乎无一例外的掌握在特定而极少的利益全体手里，政改必然会损害这部分人的抵制，因此是无法实现的，正如如果我们要进行彻底的反腐，我们的政治就将陷入混乱是一样的。
要想政治清明，可能比经济发达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和任重道远，我们只能通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几千年的政治文明特别是官场文明缓慢
进步，慢慢让更多能真正认同自身公务员身份和社会定位与职业操守的官员进入地方政府和权力机构，我们的政治才能在全国慢慢清明起来，靠地区试验和经验推广是行不通的。 呵呵，我就是阜阳的，在北京读社会学。阜阳“官场现形记”简直可以拍一部电视连续剧了。
另外，我记得世界银行和香港乐施会有“越穷越见灾”的研究，不知道有没有谁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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