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到，以及读书笔记
另类现代性——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的性别化渴望该书的经验基础是作者Lisa Rofel在杭州真福（音译）丝织厂两年半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包括1984－1986年以及1991年的重访。文本的构造由三个视角交织而成：代际、性别、全球化与地方化。作者选取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女工的视角来透视现代性在中国的传布、嬗变、再生以及对三代中国人自我身份想象的构造作用。
1， 三代
作者根据参加工作时的时代背景将工厂里的女工分成三个代群（cohort）：解放的一代、文革的一代和后毛的一代。作者认为三代人对于现代性的想像都打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解放的一代热衷于在“解放的故事”的框架下讲述自身的际遇，解放前外出工作的女性被认为是一种耻辱，不是因为她们参与劳动，而是因为她们抛头露面，解放给这些丝织女工带来了一套新的话语结构，使她们可以重新定义自己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核心就是“劳动”，女性在劳动上僭越了男性世界的权威，从而获得了解放。作者在车间中的细致观察支持了她的这个论断，后毛时代工作最认真的一群女工都来自这一代。同时作者也记录下了一个特别的案例，女资本家在解放后遭到剥夺的故事，展示了这一代女性内部的张力。解放的一代人组织自己现代性想像的文体是“诉苦”，作者敏感地发现在她们聊天的过程中核心话题总是“当年多么多么苦”，在诉苦的过程中升华了劳动的价值，在解放话语中肯定了自身对现代性的追求。
文革的一代与解放的一代被作者同时划归为“老两辈”，但是她们与后者的差别显而易见。这一代构造主体性的核心是“权威政治（the politics of authority）”她们通过不断反抗权威来界定自己的存在，对待生产比上一辈人淡漠得多。这一代人在抗议实行岗位工资制时造反在前，显示了对政治的敏感和热衷。作者通过肥皂剧《渴望》展现了这一代人对现代性的想象，她们谈话的核心总是自己如何差一点就考上了大学，作者称这种心态为“本该是知识分子来着（an intellectual but for）”（p193）。
后毛的一代回复了“女人的天性”，她们拥抱传统上属于女人的婚姻、家庭、身体修饰等等，企图通过这些方式摆脱国家权威。在前两代人里经常可以见到把孩子和家庭抛在一边，专心搞生产或者闹革命的人，但在这一代里却恰恰相反，她们不热衷于政治，对生产也不十分积极，而是专心复苏“自然”性别，并以此来拥抱现代性（包括嫁给外国人）。这看似抛开了前两代的毛主义阴影，实际上这种抛弃与国家的立场恰恰是一致的。作者通过丝织厂的工会和计生委的考察，揭示出国家对于女性在适当的年龄与适当的男性婚配，以及婚后适当的生育均有着严密的关注，甚至到了要求女工向计生委报告例假的地步。回归普世的“女人天性”的背后是国家更严密更精细的权力运作。
2， 性别
作者不同意“社会主义将女性男性化”的看法。
与传统上认为中国人“男耕女织”不同，在解放前的家庭工场里纺织被认为是一项技术活，只能由男人胜任。解放使女性僭越了这种性别分工，迫使男性不得不向女性传授纺织技术。在文革时期，政治权威面前人人平等，连僭越一说都不存在了（p175）。作者认为无论劳动还是政治，对于男性和女性都是平等的，在拥抱这些现代性时不分男女。
个人觉得作者论述的最精彩的一条线索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不同领域的体现转移。解放前织布是男性的，纺线是女人的，因为这与男人身兼户主和家庭工场主的身份有关，男人认为这是个技术活。外部是男人的，内部是女人的，以至于当年的纺纱女提及解放前的工作经历都觉得不堪回首，而唯一一个女工厂主也是以厂为家来进行管理的。解放后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可以标明男女不同气质的领域，无论生产还是政治，两性都可以平等地展开竞争。而在改革的后毛时代，男性气质与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市场的成功成了申明男性气质的有效途径，男女在拥抱现代性又出现了的落差。讽刺的是纺织在这个时代变成了女性气质的象征，丝令人联想到“封建时代”，工人令人联想到“社会主义”，可以想见的是，丝厂的男工在婚姻市场上尤其不被看好。
作者虽然没有明言，但后毛时代的男性气质除了市场之外显然还可以通过谈论政治来获得，作者在第六章“渴望”中提及与她交情最深的SJX的一些心态很值得思考回味，对SJX而言与她的秘密交往有这几个层面的性别含义，首先是通过与外国人的交往申明自己在拥抱现代性方面领先同伴一步的能力，通过这种政治行动获得男性气质；其次是因为这种交往呼应了父亲当年和美国女人Alice的交情（p.207），肯定了这种通过父系传承的男性气质；最后是在对话当中通过批评政治抹煞女人的能动性，例如当论及他参加79年和89年的政治运动时说“你要是听说了我在示威的时候干过的事情的话，恐怕会被吓死哩”（p.211），借以肯定政治领域与男性气质的联系。
3， 全球化与地方化。
作者在整本书中都努力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是批判普世理论从外部入手的弊端，二是批判将地方经验局限于地方的历史具体主义。前一条战线是主战场，后一条只是陪衬。虽然作者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包括亲属关系分析（p.226）和精神分析（p.255）在内的普世学说，但引为理论基础和主要假想敌的主要还是福柯的权力理论，作者在空间、纪律规训、政治权力运作等方面的论述明显在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展开，无庸赘述。同时作者一直试图将福柯的权力理论植入特殊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中来，比较明显的努力有两处，一是工人在检查纺锤时走的“弓”字路线，她认为其中暗含了中国人对文字力量的敬畏，是中国式的身体规训（p.264-5）。二是在阐释后毛时代工厂空间布局时指出，与福柯的全景注视不同，管理者的空间与生产现场是分开的，靠报表等媒介联络，而且高高在上，显示出中央帝国“禁城”和“衙门”的建筑传统（p.270）。
第二点算她有道理，第一点似乎有点牵强。这些本来都算不得奇怪，奇怪的是从整本书来看，作者对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关照始终扣紧社会主义政治这条线索展开的（也许是针对西方人的“卖点”？），对中国人生活中的帝国传统基本上没什么兴趣，偏偏是唯一提到帝国传统的上述两个地方都是用来和普世理论唱反调的。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作者对“诉苦”的阐述，本来相当精彩，却忽视了讲述苦难在不同语境下的可能有的不同含义，除了给美化苦难、肯定现实秩序的“诉苦”之外，还可能含有否定苦难、要求改变现状的“喊冤”这一帝国传统，将解放一代逛公园时候的闲聊与知青伤痕文学混为了一谈。该用帝国传统解释的地方没有用，比较牵强的地方却用了，这就让人有点怀疑作者做这番“中国式规训”阐述的目的了，似乎刻意要用帝国传统把权力理论历史化、地方化、具体化。给我的感觉总有点摩天大楼戴顶瓜皮帽般的滑稽感。
最后想谈一点作者对福柯的解读，她对福柯不满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福柯过分着重了知识型的断裂，而她认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看似断裂的时代其实下面还是连续着的。刘新在北海的故事中认为她的批评和福柯论述的是两个层次，“福柯的分析主要是在概念的层次上展开，并不具体关注实际上的现代性经验，那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不连续” （刘新p.121），我想可以这么认为，福柯说的是话语产生言说的可能性而非言说本身。二是福柯的欧洲中心主义（p.287，注9），刘新认为这种误解并不罕见，故没有多加评论。就我读福柯的经验而言，好像没有发现他有要把自己的理论套用到非西方文明上的企图，这是真正的明智之举，对非西方世界不置一词不见得就是欧洲中心主义，正如对东方多有论述的马克思和韦伯恰恰正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一样，作者搬出韦伯来批评福柯的“普世主义”实在不能让人信服（p.266）。
1．Lisa Rofel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xvi, 330. Includes index.
ISBN 0-520-21078-6 (paperback)
2．The otherness of self : a genealogy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 / Xin Liu. Ann Arbor :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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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动作真是神速。佩服佩服！有个问题请教：性别视角是理解本书的重点。但何为男性、何为女性本来就是由社会、历史建构出来的。我以为作者并没有说明她所认为（或西方认为）的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这个不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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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存在的立场问题，风间隼分析得很精辟，读完豁然开朗的感觉。可能她觉得不在这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吧
作为民族志来说，“展示”显然比讨论“应该是什么”来得重要，虽然两个问题不可能完全独立开来。只是一个猜测。 这可能也是民族志之所以存在“说明性”和“描述性”的不同记写方法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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