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电影，两个21年，两座金棕榈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尹达21年之后拿到金棕榈，也算是近20年法国电影青黄不接的一个表象。这些年金棕榈名单中虽有《钢琴课》、《黑暗中的舞者》、《钢琴师》、《孩子》等法国资本的表现，但导演却都非本土“出产”，只有比利时法语区的达内兄弟算是为法语电影在戛纳挽回了一些颜面。
21年之前，莫里斯·皮亚拉（Maurice Pialat）从法国影星凯瑟琳·德纳芙手中接过了金棕榈，之后，他出人意料地对着台下观众挥了挥拳头，大声喊了一句很著名的、极富冒险精神的话：“你们不喜欢我，我也一样，我也不喜欢你们！”
事实上，皮亚拉的坏脾气比他的电影还要出名。
当第40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法国演员伊夫·蒙当宣布《在撒旦的阳光下》（Sous le Soleil de Satan）获得大奖时，观众席里便响起了连绵不绝的嘘声和口哨声，以至于负责颁奖的德纳芙不得不对着话筒大叫：“请安静！”皮亚拉就这样窝着一肚子火上了台，随即给出了那句毫不客气的还击。
2008年，走在61届戛纳电影节闭幕式红地毯上的德纳芙看上去风韵犹存，但毕竟年纪大了，有点发福。5月24日的戛纳之夜，德纳芙也许很难忘记，电影节组委会给她颁发了象征性的评委会特别奖，同时，她也见证了法国电影在时隔21年之后，终于再次捧起了金棕榈。
墙壁之间
“我们所拍的电影希望能反映出法国社会的多样性、丰富性及复杂性，即使对于一些矛盾和冲突，也不加以掩饰。”洛朗·坎特（Laurent Cantet）手捧着金棕榈说。
《墙壁之间》（Entre les Murs），一部看上去并不惹人注目的电影，一部非常法国化的电影，故事发生在巴黎一个普通街区中的一个汇集了各种肤色孩子的中学，影片并没有一条线性的叙事线索和戏剧冲突明显的剧情，只有发生在课堂上的一些片段，和师生间真实又不乏幽默的对话。
1994年，坎特的第一部短片、27分钟的《关于游行的一切》（Tous à la Manif），就是一个中学里的故事。这部短片获得了次年的让·维果奖，相同的题材，《关于游行的一切》的好运气延续到了《墙壁之间》。
“如果你不是老师或者学生，中学是一个很难进去的地方。而我对于中学的记忆早就变得模糊，所以我很想再去看看，建构我们未来生活的这个小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坎特说。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领路人——弗朗索瓦·贝高铎（Francois Bégaudeau）。贝高铎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巴黎的中学里当法语老师，后来他当了专栏作家，再后来他开始写小说，把自己的教书经历写成了《墙壁之间》，最后，他被坎特劝说成为电影的男主角。
但中学本身并不能成为电影的主角，就像坎特所说，他想要折射的是“校园的围墙之外”。而2005年的法国骚乱，无疑让中学成为阐释法国移民问题的最佳场所。在巴黎的郊区，这些混合了白人、黑人、阿拉伯人和黄种人的中学，看上去就像一座座孤岛，而贫穷、青春期和社会的冷漠态度，常常让这些学校成为犯罪的定时炸弹。
至少在警方的共识中，这些学校就是如此，所以最后因为一件难查真相的阿拉伯移民少年的死亡，引发了巴黎的骚乱和移民问题地震，最后，政府颁布法案，在城市的某些敏感地带，禁止青少年三五成群的街头聚会。自然，最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法，学校教育摆在首位。
除了现实的社会问题讨论，非职业演员出演、调度合理的镜头和纪录片式的叙事，都为电影加分不少，不过，《墙壁之间》能够摘得金棕榈，还要感谢运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调包婴儿》（The Exchange）和索德伯格的《切·格瓦拉》（Che）之前都呼声甚高，但显然运气欠佳。
21年之后拿到金棕榈，也算是近20年法国电影青黄不接的一个表象。这些年金棕榈名单中虽有《钢琴课》、《黑暗中的舞者》、《钢琴师》、《孩子》等法国资本的表现，但导演却都非本土出产，只有比利时法语区的达内兄弟算是为法语电影在戛纳挽回了一些颜面。法国导演老则老矣，而新人中人们熟知的、品质保证的，大概也只有弗朗索瓦·奥宗（Francois Ozon）一人，现在，洛朗·坎特也自然被赋予复兴、希望之类的词汇，但前路并不平坦，张曼玉的前夫阿萨耶斯（Olivier Assayas）就是一个很好的失败案例。
撒旦和男女之间
21年，对于戛纳电影节的东道主法国，确实有点漫长。不过，如果追溯1987年之前法国人获得的金棕榈，却又是一个21年。1966年，新浪潮导演克劳特·勒鲁什（Claude Lelouch）的《男欢女爱》（Un Homme et une Femme）拿到了第19届戛纳的金棕榈。
两个21年，法国电影戛纳旅途的一个漫长的巧合，又巧合地将61岁的戛纳蛋糕切成差不多的三份。
“我邀请各位参加明年的电影节，将近20岁的戛纳，远没有结束，这仅仅只是开始。”当年的“法国电影中心”主任霍洛在1966年的戛纳闭幕式上说。之后，勒鲁什走下台阶，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他曾在前几天的“圆桌会议”上与戈达尔一起舌战群儒。这次临时决定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电影是否需要故事性。
在戛纳的头20年里，法国电影是金棕榈的常客。自1955年电影节最高奖项正式使用金棕榈奖杯之后，法国电影人曾经5次捧起它：1956年的《静静的世界》（Le Monde du Silence），1959年的《黑人奥尔弗》（Orfeu Negro），1961年的《长别离》（Une Aussi Longue Absence），1964年的《瑟堡的雨伞》（Les Parapluies de Cherburg）和《男欢女爱》。
1966年，正值法国电影黄金时代的后期，而“圆桌会议”的召开，正是针对当时风头正劲的“新浪潮”——它导致法国电影越来越缺乏故事性。一些当时脱颖而出的导演，如戈达尔、特吕弗、路易·马勒等，都想拍出惊人之作，但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作品只有形式，没有内容。
勒鲁什在会上对在场的美国制片人吉尔伯特·曼说：“正是你拍摄的那种电影阻拦了我去拍我的那种电影。”而戈达尔说：“我要批评美国那些最善于讲故事的人，因为他们听命于自己发明的机器。”
勒鲁什说的事情，在42年之后，更加变本加厉。而戈达尔的观点，更像一种诅咒，“新浪潮”后来因为过于关注政治而声势渐微，并且后果严重，越来越多人进入形式的窠臼——比如凑份子的马格利特·杜拉斯，法国电影也渐渐失去生命力，走向没落。
而1966年之后的20年，世界电影群雄并起，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的优秀电影和电影才俊一并进入评审团的视野，而法国电影的新鲜程度渐渐消失，等待21年，也在情理之中。
而1987年，《在撒旦的阳光下》捧得金棕榈之后，美国商业电影和独立导演双轨并行，完全垄断了全球化的市场。尤其是1989年到1991年，《性、谎言、录像带》、《桀骜不驯》和《巴顿·芬克》三部美国电影连续三年捧得金棕榈，引起了法国媒体和公众的不满，1991年《世界报》甚至指责电影节评委会“不公正和专横地”偏向美国影片，“为什么不干脆把其他奖都给《巴顿·芬克》？”此篇评论甚至使用“帝国主义”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评委会。
不过，直到现在，一切都没有改变，洛朗·坎特、《墙壁之间》和一座久违的金棕榈，不会改变法国电影的衰败，也许法国需要又一场“新浪潮”的到来。
页:
[1]